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致力于中外文学及文化伦理研究，兼事小说创作与英文翻译。出版论著有《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阅读爱情》、长篇小说《流萤》、译著《迷失的男孩》、《安琪拉的灰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等。

　　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父亲的荣耀》中写到过他父亲的一位老友，这位老友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因此得以在马赛一个贫民窟里的一所学校获得教职，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四十年里，他就呆在同一间教室的同一把椅子上，始终没有挪过地方。一天晚上，马塞尔的父亲问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友：“你这一生就从来没有过什么抱负吗？”没料到，这位老友竟极不以为然地高声回答道：“我当然有过！而且我认为我成功了！你想想看吧，我的前任教了二十六年，结果有六个学生上了断头台。可我呢？四十年里只有两个，还有一个最终被减刑。这就值得我一直在这个位子上呆下来。”

　　读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难免要讥讽这个退休老教师的所谓抱负实在有些可怜。他若是能够了解一下他中国同行们的教育抱负，不知又该作何感想？在我们这里，老师的眼光从来都是向上看的，他们愿意津津乐道的永远是自己的学生有多少当了高官，又有多少成了富豪或者名流。他们绝对不会过问自己有多少学生成了这个社会的罪人抑或不幸的人，因为他们心里始终关注的都只是那些优等生；未来能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往往也是这些可以有资格衣锦还乡的优等生。不过，读着读着，我就笑不起来了，因为我发现，马塞尔父亲的这位老友其实并非孤家寡人。马塞尔的父亲本人也是一位小学教师，他的姨父同样是这个职业，然而他们的想法却出奇的一致。他们绝口不提自己教过的学生在社会上多有出息，仅有兴趣攀比谁蹲大狱的学生最少。他们的眼光总是向下看的，相比之下，一定是差等生而非优等生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关心最多。这种同我们截然相反的教育理念不能不引发我的深思。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只喜欢锦上添花，人家却热衷于雪中送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人家的教育可是活生生的拯救。想想马塞尔父亲那位老友从教的四十年，再想想他的前任，他可不就是拯救了不少年轻人的性命吗？当然，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这种成就，又何况谁会把压根未曾发生过的事情算作一种功劳呢？再说，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前任有六个学生被送上断头台去追究其作为教师的责任，自然也不会因为他几乎没有学生被送上断头台而表彰其为人师者的贡献。我们都很清楚，一个中小学教师的成就仅仅是靠其优秀学生的光芒来引人注目的。为了获得认可，我们的教师似乎也只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些优等生身上。但是，久而久之，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却是一种极其势利的师生关系。那些得到老师最多照顾的所谓优等生往往会把老师的给予视为理所应当，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优异成绩换得的结果，老师的给予并非无偿。于是，师生之间所存在的显然仅是一种交易的关系。老师对于学生的好，首先考虑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受益，而是让自己受益。这一点就连我上小学的女儿都能看得出来，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觉得班主任对同学们的各种严格要求根本就不是为了学生好，而是为了让校长满意，让自己得到校长的表扬。女儿的这种认识让我在感到惊诧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如果学生认为他们同老师之间竟是如此一种不真诚的关系，那么老师的教育又能将学生引向何方呢？

　　我想到了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它对爱的情感的重视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爱不势利，亦不功利，它是强大的，所以能够帮助弱小，它是丰富的，所以能够给予贫瘠。爱同样是向下看的，它温暖的目光时刻观照着边缘的地方和卑微的人们。倘若师者能把这种情感带进课堂，他最关心的便只能是那些差等生了。事实上，最需要老师关心的也恰是这样的学生。相比于优等生，他们需要老师更多的付出，这付出既是爱的体现亦是爱的获得。爱无法在占有和交换的过程中获得，它唯有在奉献的辛苦里才可能产生。换句话说，真正的爱更有可能出现在老师与差等生那里，而不是他与优等生之间。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爱在优等生那里又能有多少作为呢？即便没有老师的额外关心，他们也可按照既定的人生轨道走得很好。而那些差等生则完全不同了，老师给予的关爱极有可能导致的是其命运的逆转。那么，这不正是爱之意义的显现吗？令弱小者成为强大者，令贫困者成为富有者，爱所乐于创造的始终就是这样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