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新生代作家，批评家，文学博士，文艺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东方所访问学者，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20世纪中国文化散文精选编委。

　　我是世界上少有的那种对时间的流逝极其敏感的人——这不是自我夸耀，因为对时间敏感可能是缺点：它让你不能安宁，总是焦虑。

　　相聚还没有开始，你就预感到离别，开始为离别惆怅；青春还没有演绎开放，你就为年老痛心；大家刚刚开始喝茶闲谈，你已经开始吝啬你的时间，想着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没有做。

　　我不是一个麻木的人，我不能看着时间流过身旁而无动于衷；我也不是一个阔绰的人，即使有些钱，已经不是一个穷人了，但是，我依然不能享受闲暇。忙碌不为别的，有的时候仅仅是想把那些时间抓在手里。

　　我甚至愿意用金钱买时间。1999年到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乘过上海的公交车，一直打的。这不是因为我有钱，而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三公里的路程在路上浪费两个小时。那些公交车是如此慢，仿佛对身边流逝的时间一无所知。

　　碰道那些每天要花三个小时乘公交车上下班的人，我就会感到忧伤——人的一天有几个三小时？除了吃饭睡觉，我们一天真正能拿来工作的时间不足八个小时，三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却坐在车上一路晃过去了。

　　作为一个1968年出生的人，我今年已经43岁了。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死在73岁，父亲说，我们家的男人遗传寿命恐怕就是73岁吧。他是不是对的呢？我想多半是对的。有什么理由渴望更长的寿命呢？内因，我们走不出遗传；外因呢，我们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好，污染更严重了，生活的压力也更大了。

　　我想我已经真切地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在这一半中，又有一个半，我实在懵懂的童年，在接下来的一半的人生里，我还将有一半要花在我垂暮的老年上……

　　走进40岁，人生给我的一个精神性的提示是什么呢？死亡。这个概念，通过我祖父祖母的过世、我哥哥的病重而来到我的面前，非常真切。

　　因为《直来直去》的出版，去北京做宣传，遇见章乃器先生的公子章立凡先生，我让他给我看看面相。他对我说：“你要到41岁才能安定。”

　　听了他这个话，我立即服气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看、想想，一切就都很好了，不一定要做什么，你没有力量改变世界。但是，身体力的冲动依然故我，它让我不能安宁。

　　在北京的时候，和许戈辉对话，她说：“也许你就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安定的人吧。”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实在是非常伤感的。

　　老实说，已经有三年多了吧，我在内心唯一对自己说的话只有这样一句：安静下来。可是我内心的波澜渐渐平息，耳边的喧嚣渐渐停止，手头的文字渐渐安宁，眼前的世界渐渐止歇，风停了，太阳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了，为什么我还不能安静下来呢？

　　回上海后，我反复地回想章立凡的话，觉得那也许是一个暗示：安静不是自我修炼的产物，安静是年龄的产物，也许真的只有到了41岁，年龄才能给我足够的力量，让我安定下来吧。

　　41岁以后，我想做什么呢？在新加坡住了近一年，新加坡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富有不是金钱概念，而是灵魂和身体概念——你的灵魂是安宁的吗？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主宰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