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民国文人的趣味与操守

　　孙郁，本名孙毅，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起转入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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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民国那代人的文章，痛快的地方很多，今人亦不妨由此猜测彼时的风气。以我的看法，五四后新学人的状态，被后人大大地简化了。其实那时的社会，旧式的娱乐之风很盛，知识界除了谈欧美文明，钟情戏楼、茶舍者，为数甚广。文人厌于官场、功名的时候，一部分人便爱去讲风月、民俗、茶食。有的学人在学理上崇仰西学，而审美方式却是古中国的。所谓新旧杂陈，是一点不错的。

　　1930年代《人间世》、《论语》的问世，有一点这样的因素。几个作家造了不小的气势。谈乡情、烟酒、草虫者渐多了。徐訏本是小说家，但看他的杂感，对服饰、烟草、金钱无不喜谈，兴致很高。而林语堂、郁达夫等人，放松之余常常用心于性灵的抒发，讲讲古城旧梦、书林闲情等，借以寄托内心的思想。贺宝善女士在《思齐阁忆旧》一书里谈到外公齐如山（戏剧、文史专家）在日据时期躲在北平著述的生活，在外族入侵，民不聊生的时候，文人们所写的不都是激烈的文字，其中多有闲适之风。齐如山是个学问很深之人，在戏剧上别有创意，为梅兰芳写过不少好的剧本。《洛神》、《天女散花》、《霸王别姬》、《凤还巢》已成了经典之作。齐氏一生弄的都是士大夫不屑为之物。即便像谈吃的短章，绝无儒生的道统气。在八股气与洋风四吹的时候，却偏偏醉于游戏之作与趣味，那当说是一个另类。我们今天在北京城，已难以见到这样类型的人物，在学识与情调上，看似旧文人的余影，其实本质却是新式的。不过用旧代新而已，粗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像叶圣陶这样有现实感的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颇为注意自己的经验。并不反对写闲花野草，他以为只要是自己经历的东西，一石一木均可入文，本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中国文人看人写事，动不动是经验之外的大道理，反而与人的心性很远了。查叶圣陶的作品集，写月光、佛迹、戏曲、动物者很多，能在日常里发现与人性相关的东西。《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看月》、《牵牛花》、《天井里的种植》，都非宏大深刻的题旨，如今阅读，不乏精到之处。这类作家，纤细、温和，没有黑暗与杂色，读者从中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操守。较之于左翼文人的喷血的文字，叶圣陶显得冲淡与祥和，与血腥的文学有点隔膜了。

　　左翼文学出来后，谈风月就成了被诟病的现象。周作人当年的谈龙谈鬼，就被讥为落伍分子，能看出青年一代对书斋里的文人的不满。其观点是，在社会黑暗至极的时刻，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实在是堕落了吧。不过林语堂等人并不这么看。在《论玩物不能丧志》一文中，林语堂理直气壮地说：

　　然古人以玩为非，尚有系统的哲学在焉。理学家以为凡玩足使心性浮动，故如女子必以礼教防范之。盖以为小姐游后花园，情根一动，即为祸苗，禁之不使后花园，亦不失为防微杜渐之计。今日中国风俗已受西方影响而浪漫化，女子可游公园，青年可踢足球，要人可看电影，画家可画裸体，凡有西洋祖宗为护符者，皆不敢非议。独东方式游玩，必认为玩物丧志，此而言复兴民族，民族岂不殆哉！

　　这一篇文章的背后，有周作人思想的后盾，说其受到了周氏的暗示，也不为过。周作人在1930年代，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流行色不以为然。林语堂对周氏的状态一往情深，以为那种重个人而轻道学的态度殊为可取。信仰各种主义的人，因沉于外部的玄学而迷失自我，倒是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的人，可以找到本我的存在。这样一个看法，在那时被许多人所认可，沈启无、刘半农、曹聚仁都有一点类似的倾向。玩物果真不能丧志？自我是有了，却束之高阁，有时从残酷的场景前滑落自己的笔锋，那也不能说是一种荣光吧？玩玩山水与古董，并非过错，但以此为正宗之路，且大谈闲适之美，就不免有点做态。倒是像叶圣陶、丰子恺这样不喊口号，忠实于自我的人，显得一点亲切。人之历史，有高峻之险，有沙滩之静，都是一种必然，未必固定在一个基点上。夸大自己的爱好，将其泛化于生活中，那总有点自恋色彩的。

　　2.

　　自有了白话文与新风尚，旧式学者是大为不满的。章太炎就抱怨自己的弟子黄侃，“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有几个学生都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都是新风尚的实践者。章太炎对于晚辈中的新潮，不以为然。他自己顶多玩玩古钱，看看字画，别的娱乐很少。所以劝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