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写作杂文，可以说是源于一种情感本能。
我生长于湖南永州一个最为偏僻、贫穷的山村。从童年到青春期，外部世界给予我最深的一种印象就是：恐惧。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担心着家人挨批斗，担心着自己被学校开除，担心着不可预知的来自权势的力量。几年前，读王跃文先生的一篇自白，吃惊地发现同样在农村长大的他少年时期居然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感受。看来，权势所形成的阴影并非个别，尤其是对于内心敏感的乡村少年。
我外婆家不仅与我家同村，而且就住在我家的对面。身为“地主”的外公外婆受人训斥与侮辱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流行开会，每次开会我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生怕看到外公外婆被捆绑批斗的场面。
我自己家倒是根正苗红的贫农，但我父亲却是村干部眼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加之魏姓又是村里的极少数，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犹记得父母辛辛苦苦砌的两间新房，还来不及搬进去住，先就被村里不容分说地没收用于养猪。而老房子此前已经拆除，我们一家三口进退失据，只好寄住在族人的公共堂屋里，锅碗瓢盆、箱包桌椅胡乱摆放，俨然难民。
记忆里，母亲多少次抱着我默默流泪。正读小学的我，每次听到同学们津津乐道地描绘某某“地富反坏右”被民兵反绑着给扯到屋梁上去的情景时，我总是惶恐不安，生怕哪一天亲眼看到自己的外公或者父亲也遭遇如此情景。
我的外公是个身材高大但却老实本分的男人，虽然身为“地主”，但村人流传的全是他从私塾偷跑出去学耕田的笑话，还有就是关于他的各种吝啬故事。村里每次开大会，都可以看到他和其他地主、富农一起挑柴去给批斗他们的革命群众生火，批斗完毕，他们又默默地收拾残局，将剩下的柴禾捆扎好再挑回去。
看着外公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卑微地毫无怨言地做着这些，我幼小的心总被悲伤与怜悯所充斥，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认同了自己低人数等的身份与人格。
因为地主子女的身份，我的两个舅舅打了一辈子的光棍。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大舅舅开朗热情的性格，年轻时候体力过人的他总是乐于助人的，村里不少人都在体力上得过他的好处，老人们更是经常说他“气力轻巧”，肯帮人。但他老来腿脚不便，生活陷于窘困，几个月没用洗发水，后来靠卖鸭毛钱买了一包洗衣粉用来洗头。再到后来，他下肢几乎完全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买药物或者食品不得不求助别人。时间一长，不少村人都装不听见。
我从省城回去看望他，他说到这些，已是万念俱灰。我给他钱，他都不接了，说钱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他曾经割腕自杀，血流遍了卧床。我听着，心在抽搐，然而我又能说什么又能做什么来抚慰他绝望的心呢？虽然我想办法让他住进了乡里的养老院，但仍然无法改变他最后的结局。
2014年的4月，他，这个地主的儿子，这个贫病交加的老人，这个一辈子忠厚老实的五保户，终于在残破的半间老屋里死去，以最为残酷和决绝的方式：绝食。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会深刻影响着他的情感倾向与个性气质。沈从文先生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悲剧，都充满着无法救赎的忧伤与落寞，就源于他不堪回首的少年记忆，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次性杀死五千人的恐惧场面。单此一幕，他就再也无法走出惊恐与悲伤。也正因此，黄永玉关于他的回忆文章，题目就叫《这些忧伤的碎屑》。
冰冷的情感记忆，惶恐的外部暗示，往往让诸多底层青年内心里生长出的尖锐的荆棘和毒刺。记得高中时候我交了一个上海的笔友，她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是当官至少要当到市长一级的官员，因为这样才能报复那些欺负自己的坏人才能为民除害替天行道。她大惑不解，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像你这样的农村青年都有这种情结，难道除了当官就没有别的值得去做的了吗。
她的质问很是让我的内心震动了一下，此后很多年我都记着她的话，也有意识地思考着这一现象：为什么很多出身贫寒的人，拥有权力之后反而更加冰冷和凶暴？一个人如果不能化解和超越他成长过程中所受的情感伤害，他的“正义的复仇”往往就会成为更为无情的恐怖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在很长一个阶段之内，都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暴力逻辑：权势欺压弱者，弱者以成为权势为目标，一旦反转成功则必变本加厉，一如鲁迅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历史与人性陷入这个怪圈无法自拔，永难超越。
事实上，我一开始写杂文主要就是由着底层青年的本能的愤怒。虽说我从高中一年级起就立志创作，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也基本上是遵循着一个文学青年的抒情路线，但我内心真心孕育着的那团火还是针对现实的。还记得当时敝乡流传着一个笑话：新到敝乡上任的书记大人还敢公开威胁不愿配合其政绩需要改种烤烟的农民“谁要是敢违抗乡党委的决议，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该书记后来差点被农民“打断狗腿”，威风惯了的书记大人哪里受过这等鸟气，立马让派出所去抓人，但冷静下来一想：“不对啊，这里的农民历来老实，怎么敢太岁头上动土？”他赶忙让人去打听虚实，原来该村民居然有一个在外省做高官的亲戚。书记大人自然只有甘认晦气，只怪自己威风耍错了对象。
村民们争相传说这个大快人心的轶闻，我听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们的社会秩序难道就建立在权势、官位的划分上？
尽管当时我已经发表过上百篇所谓的“情感美文”，但它们对于现实的干预性却完全的苍白无力。于是，我开始了“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创作，一开始锋芒所指主要是凶横粗暴的基层官吏，尤其是昏聩贪腐的教育官吏。后来由个例到现象，由表象到本质，由个人到社会，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与思考。也开始明白，人不过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在一个固化了的体系内，其道德呈现固然有程度上的差异，却很少本质上的不同。诸多“呼唤海瑞”“痛批和珅”式的杂文，不过是“好人的糊涂话”。不仅于直接的现实完全无补，而且于社会认识反而有害——因为它助长读者的迂腐和昏聩。
我上高中是1987年，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来说，所能接触到的观点读物基本上都是单一取向的，哪怕是以文学面目出现者，也多是变着花样来统一战线的宣传材料。在这样狭窄的阅读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读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内心所承受的冲击可想而知。柏杨嬉笑怒骂的文风和他对国民劣根性鞭辟入里的批评，一度让我和同桌着迷，说话和写文章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模仿和套用。
当时还有一份在校园里广受欢迎的报纸叫《杂文报》，其所登载的杂文虽短小精悍，但立论和材料往往都别具一格，异乎我们日常接触的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本。这些，可以说是我最初的杂文老师，真正接触鲁迅杂文倒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然，现在看来，无论《丑陋的中国人》还是《杂文报》，虽指斥时弊激浊扬清，但对于一个正常社会背景下的人来说实在不过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识而已。言说常识，批评时政，本是公民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国度，则需要运用文学的技巧：既要在某些事情上入木三分，又要在更重要的某些事情上点到为止；要会杂耍般地把玩语言的花样；要揉入幽默搞笑的成分。如此曲里拐弯加挤眉弄眼，说出的道理其实常常不过是“人要吃饭”一般。
我最初发表杂文性质的文字应该还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一篇《也谈缪斯受冷落》发表在1994年1月12日的《青年知识报》上，一篇《崇拜明星与尊重自己》发表在1994年1月21日的《永州晚报》上。这种表达观点、直抒胸臆的文字刊登出来，比起其他文学作品的发表，内心似乎更为畅快。但当时我最希望的还是在《杂文报》上发文章，记得1996年《读者》杂志第一次转载我的散文，很多人都来表扬我，我说我今年的目标是在《杂文报》上发表一篇杂文。当时我万万没想到，时间仅仅过去一年，《杂文报》居然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智者乐水”。
这事说起来也是一段奇缘。当时的《杂文报》主要是邱小刚、缪哲、范伟、李确等一帮颇具魏晋风度的散漫文人在操持。据说那也是《杂文报》历史上最为个性的时期。而我遇上的碰巧又是这“四人帮”中居自由散漫之首的邱小刚。后来我才从网络江湖上得知，这邱小刚是何等身手的角色，其读书之广，文笔之刁，喝酒之猛，性情之狂，在其北大校友中向有乔峰之美誉。
当然那时候我是完全不知这些的，只晓得他是杂文报一个平易近人的好编辑，不但给我回信，有时候还打电话来就某个话题唏嘘数句。多年后，得知他就是“中文写手天下第一”的“三七”和文风怪异、深不可测的“刀尔登”，我还着实吃惊不小，也暗自汗颜当初自己居然有勇气以一个月八篇的速度炮制高产低质的杂文，掷给如此一位高人！
也正是邱小刚这样不按牌理出牌的性情人物，才会给年仅26岁的一年级研究生开辟专栏，据李确说《杂文报》的作者中多少名家大腕，还没谁享受过这个待遇。这既让我受宠若惊，又让我暗自发奋。就写作而言，我最感谢的两段时光，一是在西山脚下的零陵师专读大学，一是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读研究生。学问没有什么长进，文章倒是写了一大摞。那时候我习惯在本子上写底稿，写好反反复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了才誊抄到方格稿子上投出去。这样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本子垒起来足足有两三尺高。这两段专心致志读书写作的时光，对于我提高文字能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大学时期我还花了不少心思研读朱正先生写的《鲁迅手稿管窥》，从鲁迅对自己文字的雕琢中，我悟到了不少表达的技巧与文字的乐趣。
正是因为在《杂文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杂文，我开始被更多的报刊所关注，《长沙晚报》、《年轻人》杂志、《三湘都市报》、《东方新报》等报刊相继邀约我开辟专栏，而国内转载杂文的报刊基本上都出现了我的文字。在杂文圈内颇具影响的《杂文选刊》于2000年第7期首次推出了我的“杂文小辑”，后来又推出个我的个人专访，安排我做过一年的“名家观点”。就这样，我开始被杂文圈所认识，也因此得以被更多报刊和朋友作为“杂文作家”加以推介。2006年10月11日，《湖南日报》还破天荒为我做过差不多一个整版的《魏剑美杂文专辑》，配发了夏昕写的评论《看哪，那个思想的裸奔者——魏剑美和他的杂文》。
有那么两三年，我像上足了发条一般，每个月都撰写和发表十来篇杂文，并且力求主题上突破，形式上出新。
但是，当我回头去看自己几年前所写的文字，我却又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很多时候自己下笔其实是草率的，当初很多自信满满的认识，未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以这样一种认识去看周围的杂文作者尤其是高产作者，再下笔我就变得踌躇起来。很多人随便找一点由头，寻一点史料，就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上一篇甚至数篇文字，虽然不乏一些趣味与见解，但它们真的有认识上的新意或者深意吗？
因为我“杂文作家”的身份，周围不少人经常开玩笑让我“写篇杂文”，比如说有部门乱收费啦，空气污染啦，甚至是有人乱穿马路啦。对此，我当然只有苦笑：杂文在人们心目中何以就只是一个“骂人者”的形象？而在我所供职的学校，大学生评选“十大魅力教师”，我虽然名列第二，但头衔却是“愤青教师”。杂文等于叫骂，杂文作家等于愤青或愤老，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仅仅是社会的误解，其实也与杂文作家自身的角色错位有关。
随着阅历的增多，我觉得自己似乎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了，我意识到他的冷眼背后其实是深深的悲悯。社会规则的扭曲、社会价值的错位反映的其实是人性的扭曲，无论是飞扬跋扈的权势者，还是委曲求全的卑微者，都在承担着人性悲剧的角色。我从来不敢高估杂文的力量，更不敢相信它“呼号前行”的巨大作用。在许多人将它进行“主旋律”式演变和改造的今天，我宁愿相信真正的杂文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伤痛表白。愤怒出杂文，但杂文的目的却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愤怒。更多的时候，它源于爱、正义和真理难以触摸时的深刻的伤痛。
杂文首先是一种生活姿态，然后才是一种文体写作。没有硬朗的生活，决不可能有硬朗的写作，“软体动物”是无法让文章获得精神力量的。我非常赞同崔永元关于“抱怨也是建设性意见”的观点。一个不敢不愿不会批评社会时政世情的作家，肯定缺乏对真善美的信仰，必然没有内心的力量，也绝对不会为现实的苦难承担情感痛苦。但我所不愿见者，不仅仅在于“口欲言而嗫嚅”的怯懦，更在于将杂文变成肤浅的嬉闹和世俗的联欢，变成对“非我”的征伐。
杂文的“战斗精神”是最容易被异化的，经常被用来作为对异己的挞伐甚至是蛮不讲理的指责和谩骂。杂文作家的愤怒与批判，不仅仅只对着抽象的社会和具象的他人，更应该映照自身，不能让自我逃离于批判的现场。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我知道我也在嘲笑自己，因为别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个自己。就像在嘲笑阿Q和堂吉诃德时，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比自己更可笑。嘲笑事实上是一种很深的伤痛。
鲁迅的战士形象众所周知，也因此而为过去和近来的很多所谓纯正的学者和作家所不屑，殊不知其并不是站在自设的某种道德高度上指点世人的，其痛斥中国人的奴隶根性正是从剖析、痛挖自己的奴隶根性开始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其语何其坦诚，其情何其沉重！在这一点上，一直以大师自居的李敖相较鲁迅无法以道里计。自大情结和导师情结结出的必然是傲慢、仇恨和隔离，而后者导向的才是悲悯、自省和理性。
我们不难看到，某些知名评论人、杂文家、学者、公知，正是因为背离了基本的内省精神而只剩“斗士”的外壳，结果日益成为暴虐之徒，言论间透着法西斯的暴力冲动和野蛮思维。当下被诟病的“时评病”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评论者永远高高在上一贯正确，无论什么话题、什么专业领域，他们似乎都可以扮演预见者和总结人的角色。殊不知这样指点江山式的评论并不能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反而加速了彼此的心理对峙。
知名时评人曹林微信公众号中有篇评论的题目是《等待新闻反转的你们既冷漠又无耻》，我就建议他将题目中的“你们”改成“我们”。曹林无疑是评论界中的佼佼者，但这样一种思维与表达的习惯，无疑就反映出一个评论作家与一个杂文作家的重要分野。
我写杂文，就时时如此自我提醒。所谓“见贤思齐”或许不是很难，难的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为别人未尝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别人的缺陷与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尝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明白了这点，我想，自己写杂文或许才可以脱离简单愤怒的层次，才不至于沦为另一种暴力。
在一篇“杂文创作谈”中，我曾经这样总结自己杂文的特点：“我觉得自己写杂文最重要的是有一颗不逃遁的心。永远在现场，在丑陋的现场，在批判的现场，在承担道义责任和良心追问的现场。我从不认为自己在道德或者别的方面具有某种优越感，我更习惯从丑恶者身上发现自己的丑恶，从卑贱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贱。这，或许就是我写杂文的特点吧。”
作者简介：魏剑美，湖南永州人，1971年生。高中时候开始文学创作，在多家报刊撰写过杂文专栏。目前出版有杂文集《醉与醒的边缘》、《下跪的舌头》、《不要和陌生狗说话》、《非常魏道》4部，另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等4部。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首届鲁迅杂文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