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吾国的思想界,可以说到了一种惰性或睡眠的状态之中,这是说近百年来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后的那种蓬勃气象之故。
我近年来时常注意外来的挑动和我们自己的反应,总觉得我国思想界,呈着一种沉寂和有气无力的情形,现在我举几个证据来说明:
第一,原子能之发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才知道空中战斗力的厉害,可以以几百几千架飞机轰炸一个大城市,使生产力破产,人心动摇。到了战争末期,又发明了原子弹,终于把战争结束。广岛一弹,炸死居民9万人,长崎一弹,亦死了4万人。据英国政府派人往日本调查原子弹威力的考察团回去报告说:假定有一原子弹掷在不列颠岛上,如平均每亩地上之居民以45人计,那么5万居民将被炸死,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飞机所炸死的英国平民的总数。原子弹的威力如此厉害,所以全世界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如奥本海,如康普顿,犹利,都认为原子弹之使用,已经不是战争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人类的生存问题了。他们都在大声疾呼,原子能之发明究竟毁灭人类呢?抑为救济人类?试问在世界科学家这样锣鼓喧天的环境中,我们国内的科学家、思想家对此问题有什么讨论?有什么悲天悯人的议论没有?我们不能说因为自己不能制造原子弹,就无法发表议论,要知这是攸关全世界、全人类的命运问题,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面,难道还有脱逃的希望吗?在人家不但军事家在研究,外交家在讨论,甚且还召集许多科学家听取意见;而我们国内对这问题可有一份报告?可有详尽的文章发表?这是我所谓吾国思想界的麻木,第一个证据。
十几年前,我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起过一部书,这部书就是英国汤因比氏的《历史的研究》,此书出版后,就引起我的注意,而且我时常觉得这是20世纪第一部大著。不仅我个人如此看,其他世界学者都有推崇赞佩的批评。试问世界上有如此一本伟大的巨著,我们的思想界中,特别将这本书提起过的有几个人?把这本书的内容详细来讨论的有什么人?把汤氏议论的是非,加以批评的,又有什么人?或以汤氏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各时代,又有什么人?这是我所谓我国思想界的麻木,第二个证据。
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不是时常听见有人说向世界现代文化,迎头赶上去的话吗?尤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发明与新武器的关系,是大家所知道的,并且又有一种趋向,就是从前科学研究属于私人的事,现在已变成国家职权之一项了。譬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立一个科学研究发展局(简称osrd),后来原子弹就由这个机关生产。当时该局的主持人布庶博士,曾著有一书,曰:《科学——无穷的边界》,他把[对]战争期内美国科学研究工作与发明新武器,以及今后科学研究总机关之工作如何进行,都有详细论述。这样的书,我们国内思想界却沉寂无声,除了任鸿隽在《大公报》上载了一篇短文外,并无其他人把布庶书全部讲起过,也不见中央研究院把此问题提出讨论过。
诚然,抗战期中,书籍太少,颠沛流离;抗战之后,又忙于复员,国内政局又如此动荡,如何能有兴趣来注意这种空论呢?这种答复,我不但承认,而且还要责备政府,对国家治安不能负责,对人民衣食不能负责。但我认为世界上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动不一定是在国家承平之时,譬如英国的霍布士、洛克,德国的康德,乃至我们的孔子、孟子,无一不在乱世中成功。所以我的结论:我们思想上的努力不应以社会不安作理由,反之,世界愈乱,我们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愈应努力。
1948年11月12日在国立武汉大学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