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听北京的几位教授在一块闲聊，有点炫耀各自学校的光荣。清华教授说××领导人是清华毕业的；人民大学教授说××领导人可以说是人大校友。北大教授平静中有点不屑：“我们北大没出过什么大人物，70多年前有两个教授发起成立了一个政党，就是现在宪法上写的执政党；有个图书管理员觉得寂寞，到南方搞农民运动，发动秋收起义，头像现在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有一位讲师写了几本小说，叫《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他”。大家一阵唏嘘，片刻沉默。不远处有位旁听的白发老者感叹：“唉！‘白头宫女说玄宗’啊！”
不可否认，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有着辉煌的高度，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北大是中国第一所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一大批对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大师学者曾在此汇聚，有些甚至对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贡献。据北大校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北大校友中有586人当选院士（学部委员），总数居全国高校之首；23名“两弹一星”的元勋中，北大校友12位，截至2008年，1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中有八位北大校友。但这些数据都是国内对比，没有同世界名校比较！另外，这些成就的基础应该是历史的北大！甚至还要涉及西南联大！现在的北大不知是否在国际发展格局和历史的流程中定位过自己！我一提起北大，就想到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早年的北大是中国人文启航的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巨轮1912年首航，北大也是这一年正式冠名大学。回顾一百多年的的历程，我们不得不说：北大！这个中国近现代化的人文巨舰，正在搁浅于时代的洋流！
一、大学精神的沉沦
大学之所以立于世，是因为大学精神。大学是传承与创新的机构，传承的是文明，创新的是知识和思想！是之谓：科教重地，人文秀区。一个大学之所以著名，是其弘扬的精神为人类的发展闪烁了应有的光芒！正如杨福家院士所说：“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他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则体现于大学的精神”。（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学习时报》2009－10－14）
作为大学精神象征的校训，是学校历史和文化的结晶，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对学校特有的文化内涵的一种简练表达。如哈佛大学历来坚持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这三个原则英文词第一个字母均是A）， 校训是“Veritas”（真理）、耶鲁大学校训：light and truth （光明与真理）。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思想。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后，首任校长严复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的理校思想。1917年，蔡元培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北大真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近现代大学效法的旗帜！蔡元培先生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后蒋梦麟校长明确办学宗旨：“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人格”；确定“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校训。到西南联大，共同遵循“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原则。北大的重要构成－－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是位虔诚的传教士，但他依然秉承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在自传中他写到：“不能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明确坚持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而现在北大办学思路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大学精神？北大的领导者们莫衷一是！连校训是什么都不确定，一会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一会又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以这种空洞浅白的形而下的口号表达一种大学精神，体现了其人文精神的搁浅和办学思路的混乱！
进入本世纪后，北大突出强调其是“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且不说这新学如何定位，但这“太学”和北大有何关系？同是官办，没错！但中国的官办大学多得是，都可“上承太学正统”，北大不可标榜！必须清楚：太学是培养官员的，党校可以说是太学的延续。而北大是什么？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讲中是这样说的：“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的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蔡先生是显然反对太学正统的！
将大学视为传统社会的太学，这种论调在民间也只是调侃，而自封为中国大学的“牛头”的北大居然公开标榜！一些北大的著名学者也欣然想以此炫耀北大的校龄！原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有两千多年的校史。而且说冯友兰、胡适生前也有同样的认识。（《从太学到北大》，《季羡林全集》华夏出版社，2009，p30）。
而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一二四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自从我来北大之后，我记得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北大纪念二十五周年，廿七年纪念四十周年，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陈平原教授也说“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来不希望卖弄高寿，更不自承太学传统（野史注：此说似不妥，陆平也算校方吧？他是主张太学传统的），就连直接渊源的同文馆（创立于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都无法使其拉长历史。每当重要的周年纪念，校方都要强调，戌戌年‘大学堂’的创立，方才是北大历史的开端。胡适称此举证明北大‘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p9）看来，胡适先生并不赞成北大秉承太学的说法。
太学是官学，是钳制舆论思想的工具，是统治术的研究机构，是与现代民主背道而驰的。将北大溯源与太学，是对早期北大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否定！当前北大对官办官拜的肯定，说明其中一些学者认为北大是官学，是随时配合官方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是“以吏为师”的传声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出现“梁效”和现在一年接待费相当于一个中等省水平的根源。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说得好：“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由于大学精神的沦丧，导致办学思路的混乱，形成人才培养的扭曲。校长周其凤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炫耀说：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已经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首位。（《新京报》2011－06－27）“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香港大学校长沈祖尧在2011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北大这种功利的办学思想培养出“范跑跑”这样的教师就不奇怪了！钱理群教授沉痛地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大教授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中国青年报》2012-05-03）
二、校长的颓废
早年的北大校长是很有尊严的！在当时人们眼中，他们是学识和素养的化身。甚至在某一时期，北大校长成为民族尊严与国家良知的代表。他们不仅坚守学术自由，有明确的治校思想，而且有醒世独立的人格。校长们的开阔视野和卓越人格是历史上北大汇聚人才开创辉煌扬名海内外的重要因素。
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信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振聋发聩！蔡元培主张“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1946年初，蒋介石想让傅斯年（时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作国府委员，傅斯年坚决不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马寅初校长一生坚持真理，蹲过国民党监狱，顶撞毛泽东谢绝周恩来告诫胡耀邦，他为新人口论宣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多么荡气回肠誓言！这就是大学校长的风范！
以“神曲”《化学是你化学是我》而窜红的周其凤校长在各种场合对上级领导的谄媚相令人作呕！真让“大学”二字蒙羞。他公开在媒体上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 对于拥有多所世界顶级大学并持续推动人类科技创新和文明进步的国家的教育制度一言全面否定，而且竟然连华盛顿林肯这些赢得全世界尊重的伟人也被他以“不懂得尊重人”否定！可见此人的浅薄与狂妄！他的精力也太旺盛了，当校长院士还写歌，还要干涉美国内政！因为他表示早在吉林大学当校长期间，自己就没有搞实验室和教书，专心做校长，并“谦虚”地笑称在学术方面现在是“不学无术”了。不搞研究，他当中国科学院院士，不教书，他当教授！这是什么道理？怪不得他要写歌、要干涉美国内政，原来是因为不搞研究不教书！周校长很“专业”地说：“大学是为学生办的，如果只是为了老师的学术，办一个科研院所就可以了”。（《北大校长肯定中国教育 批美国教育“一塌糊涂”》《潇湘晨报》2011年12月25日A04版）大学是为人类文明进步办的！最简单的道理：如果老师没有好的学术水平，怎么能教好学生！教授应该是学术的化身，周校长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当年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为北大拟定的十六字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梅贻琦先生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就职校长的演讲）不学无术的教授怎么能支撑大学，何况是中国大学之首的北大！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2011在北大校友会上说“北大的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样是我们北大的骄傲。我想，这就是北大人的价值观倾向，就北大精神来说，在任何工作上做出贡献都是给母校增光”。（新华网2011年11月15日）可以肯定，朱书记不是一个教育家，他还没有分清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区别。国家投资那么多资金建设并将各省高考出来的优秀者交到北大，难道就是要他们卖好猪肉修好鞋！另外，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领导，因为他没有全面深刻认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很多人担心，如果他成为最高领导，很可能让院士种菜养猪。不知他是否知道蔡元培校长1917年1月9日向学生的演讲：“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多次强调：“精英大学必须远离实用主义的办学方向”。
原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梁效”写作组主要成员周一良教授晚年自传说自己“毕竟一书生”！书生本色是天真、狂狷，书生在掌权者的眼中是无用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周先生的一生是干过大事做过大官的，是帝师级人物，岂是书生可担！但把自己的权术演义和历史污点归咎于书生本色，那是对书生的诬蔑！周校长是历史学家，应该从历史的高度忏悔自己的学术良知，这样才对得起历史的北大！
三、教授的堕落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1931年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当年的北大教授是一个多么崇高的身份！让人肃然起敬的称谓！真正是国家文明精神的象征。李四光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王选等科学家巨星闪烁；蔡元培鲁迅（当时任讲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俞平伯林语堂邓广铭沈尹默等人文大师开风气之先！他们敢于肩负民族复兴的大任，作新时代的开拓者。其中大多数是人格典范！现在作为自认为中国大学之首的北大，教授们更应该明白“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原则。如鲁迅先生在《北京通信》中言：“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炕，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毛泽东评价老校长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介石评价老校长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北大辉煌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看看北大的教授是怎样玩弄科学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联合其他部门搞了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的报告，“科学”地声称：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已完成46%的复兴任务；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62%的复兴任务，复兴进程明显加快。新华网论坛不久有文章称：数字崇拜？中华民族复兴完成62%研究者曾报46%高层嫌低。将科学作为谄媚的工具，这是“梁效”的借尸还魂！
前不久，原北大教授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其微博宣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原以为是闹剧，或者邹恒甫在造谣！但党报明确刊载：2011年有一个北大教授包养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中学生，还向公安机关报案说自己被女中学生敲诈。这位北大教授的惊人之处在于他要和未成年女中学生发生性关系前承诺让其上北大，北大竟然如此好上！我们知道的是北大生源是各省高考的拔尖者。这是开高考制度的玩笑，还是嘲笑北大？
北大教授孔庆东不仅在网上和讲座等公开场合爆粗口，还将骂人的话发在微博上，公开挑衅社会的文明底线！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人文素养是基本要求，连做人的底线都没有，怎样来弘扬人文精神！这位自称孔子后人的北大教授是否知道儒家之礼？文质彬彬是什么意思？他至少应该知道顾炎武告诫学人的名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知耻而后近勇！为人师者，该懂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准则。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称上访户是神经病：“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把他送到医院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危害社会，对他自己也是危害。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中国新闻周刊》2009－3－23）北大法学教授对人权的理解着实让人恐怖！而对弱势群体的憎恨也让人莫名其妙！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颐武说：“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 “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华西都市报》2006－05－10）我真怀疑这位北大教授是否知道文化的概念！
蔡元培校长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对学生的期望现在可以作为北大教授们的自我警示：“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北大的《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纲要》中说：“到21世纪初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社会主义大学”。21世纪初即将过来，自称中国大学之首但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应该感到惭愧和羞耻！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先生说：“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梅贻琦先生认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回望历史的辉煌，如果想继往开来，就必须学习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精神。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150年校庆，作为名扬世界的名校，强调“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像麻省那样“严肃的反思”是北大这个当年的人文巨舰重新破浪启航的前提！“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
2013年10月6日深夜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