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发现问题”并“找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广博的阅读和长期的积累，是学术研究的源流；科学的方法和缜密的论证，是学术研究的手段；“让思想站起来”，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思想崛起，而思想崛起有赖于学术创新。
一、学术创新要提出新问题
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科学史表明，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往往会给科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开创新的学科，甚至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组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学者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或开创性的；其次，所谓“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问题之一：中国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依然很穷。邓小平看到了问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用农村土地承包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制，结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问题之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少数西方人士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也有人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关于这条道路，郑必坚着重强调三点：（1）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这就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这种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面对教育存在的误区，科学家钱学森在逝世前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问题之四：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尚不完善，在具体评价工作中存在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名望不重实绩、重论文不重工作水平、重短期成果不重长远积累、重设施改善不重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平均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同时，科技论文“唯国外发表”的评价模式，导致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盛行。科研评价体系“授柄于人”，危害有三：一是大量优质稿件外流，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二是学费昂贵，我们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要交钱，国人阅读这些文章还得再花钱；三是我国的科研跟着国外的指挥棒转，不仅任人宰割，而且缺乏安全。
当然，问题有真问题、假问题，学术性问题、非学术性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偶然性问题、必然性问题等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点是首先要弄清所讨论问题的真假。
近年来学术界都在谈“中国问题”，这一意识固然不错，但在谈“中国问题”时所用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的”。很多人是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学科和体系、理论与方法、经典著作与理念，介绍了许多学派与大师，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便于学习和借鉴各国有益的文化成果和研究方法。但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西方苹果的理论来解释甚至改造中国的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品思想有不少并无现实可行性，如果盲目应用，会引起社会政策基本理念的混乱。如在介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改革实践中，很多新概念被介绍进来，尽管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我国相差很远；甚至发达国家很多新的实践，在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也被纳入我国一些社会政策的设计之中。“一些我们本来没有的问题，也作为问题提出来了。于是，国际社会政策的问题，如福利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也成了我们要避免的问题，被当作中国的问题来研究。殊不知我们的政府对社会政策的投资远远不足。再如老龄化的问题，西方国家老龄化的压力直接来自劳动力的减少和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是在就业压力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下的老龄化问题。当前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是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思路讨论中国的问题。”总之，我们陷入了伪问题的误区，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真正的问题被遮蔽了。学术研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工具值得提倡，但不能简单地移植，生搬硬套使理论与实际内容缺乏有机结合，因而也就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学术创新要提出新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有不断标新立异、别具慧眼、独树一帜，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学术创新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原创。能够做出原创贡献的人，我们称之为大师。“大师还不等同于专家，大师必须开一代文化风气之先，如胡适；必须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如陈寅恪；必须是观点、理念、方法的创建宗师，如王国维；其思想足以影响一个时代，如梁启超；培育的学术气氛可以形成一种历史标志，如蔡元培；留下的一部作品或是几部作品能够催生出新的天地、新的历史、新的发展方向，如鲁迅。”当然，如果创立了一个体系、一个学派，那自然更是大师了，如章太炎。
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能做到将军的士兵毕竟凤毛麟角。大师也一样，其成就、学养、思想、风范与操守，我们很难逾越。作为普通人，我们力求能够成为有训练、有观点、有研究、有著述，在某个学术专业有创新、有建树的专家。
学术如何创新？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中认为，学者的工作分为两种：一种是“照着说”，另一种是“接着说”。前者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问题是如何说的；后者的重点是要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基础，但也总要有所不同。概括来讲，“接着说”不是停留在对传统的一味继承上，而是要突破，要扬弃，要创造，要发展，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观点之一：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海外学者多年来对这一论断时有质疑。在2001年的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指出“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革命既包括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也包括反对国外帝国主义的压迫；民主革命既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也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从辛亥革命的性质、意义作了精辟、科学的定位。
观点之二：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的典型。李裕民教授则提出要“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认为，宋代的经济远比唐代发达。即使就同时代而言，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都超过辽、金，教育和学术文化事业也得到高度发展，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尽管宋朝军事实力相对较弱，但南宋仍可以与超级强国蒙古国抗争几十年。所以，指责宋代“积贫积弱”有失公允。与中国大陆学界对宋代历史评价长期流行“积贫积弱”说相反，众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如宫崎市定、谢和耐（Jacques Gernet）、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等，却对宋代历史给予极高评价。这就涉及学术视野的问题。学术视野是一种开放眼光，一种包容气度。我们研究学问，不仅要关注国内学界的学术动态，而且要关注国外学者的前沿成果；必须博览群书，获取海量信息，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并论争，不断拓展学术空间，优化知识结构，才能站在学术前沿而不落后，才能思维灵敏而不闭塞，才能融会贯通而不僵化。
观点之三：出于对科学的崇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称赞某一事物时，经常会说这一事物很“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科学被当然地假定等于正确，其实这是一种误导。江晓原教授提出了“科学不等于正确”的新观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进步的时候肯定就把前面的东西否定掉了，前面那些被否定掉了的东西，今天就被认为不正确。……由于科学还在发展，所以你也不能保证今天的科学结论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终结描述。”
观点之四：晚清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体系，西学是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强调西学为中学的意识形态服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力的口号。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学与西学之争不断，至今仍有人赞成这一口号。何兆武教授认为，中学西学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因为作为知识，“学”有高低、精粗、真伪之分，但无所谓中西。中学、西学的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近代化是一条普世的、共同的道路，尽管各民族带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能用强调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因为普遍性是第一位的，特殊性是第二位的。
只要是创新，就必须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因而必然带有风险。1957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著名的“新人口论”，其核心构想是“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进积累，扩大生产”。这些很有创见的观点，却被极左路线污蔑为“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面对政治高压和全国性的大批判，马寅初公开声明“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严。尽管马寅初不久即从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但历史和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他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其中的预言完全被后来中国的人口实际状况证实，客观规律给予我们的惩罚比他预见的后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科学研究中，要允许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要允许讲错话，允许犯错误。1880年，英国伟大的科学家开尔文（Baron Kelvin）认为，“X射线是个骗局”，但X射线后来被广泛应用。1926年，美国物理学家李·德福斯特（De Forest Lee）断言：“电视从理论和技术而言是可行的，从商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它不过是个浪费时间的梦想。”如今，电视已成为人类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30年，英国物理学家恩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称，“通过打破原子来产生能量是不合算的，任何希望将原子嬗变转化成能源的想法都是空想。”不久，核能就成为重要的能源。这三位著名科学家的预言都错了。
有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要经过数十次、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失败，才会获得成功。因此，我们也不应苛求社会科学研究一步就达至真理。马克思曾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体现了一种气魄宏大的包容精神。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执行失当，所带来的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怎样让人民说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治国安邦，当然要听真话，不听假话，而这首先就要创造条件，创造环境，让人民说真话，并且让真话有上达的机会。”
三、学术创新要运用新方法
有学者归纳，研究方法创新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提供前人或他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二是首次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本学科或本领域或本项目中，三是结合集成几种方法形成的方法。这三种类型的研究方法创新，自然科学有不少例子：如培根使用实验法最早发现了热的运动本质；笛卡尔用直觉—演绎法创立了几何学；伽利略用试验方法与数学方法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康德运用思辨的方法、假说方法提出了天体演化学说；门捷列夫用分类、比较法发现了元素周期表；达尔文用观察法、实验法、分类法、比较法提出了进化论，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离不开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提供的手段以及开辟的新境界来丰富拓展视野。
新方法之一：英国科学家证明先有鸡后有蛋。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的争论，在哲学和科学等许多领域都已持续了千百年。2010年7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沃里克大学的科学家利用一台超级计算机“放大”鸡蛋形成过程。结果发现，鸡蛋的构造取决于在母鸡卵巢中发现的一种蛋白。这种蛋白称为ovocledidin-17（简称OC-17），是加速蛋壳发育的催化剂，而蛋壳是保护蛋黄与蛋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可以让鸡的胚胎在里面充分发育。如果没有OC-17蛋白，鸡蛋的外表部分就无法结晶，形成蛋壳。他们所掌握的科学证据证明，其实是先有鸡。约翰·哈丁教授称，这项发现还有别的用途：“揭开母鸡形成鸡蛋之谜本身就很有趣，同时还提供了设计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线索。科学家从自然界找到了解决材料科学与技术各类问题的创新方法——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经验。”
新方法之二：企业“平衡计分卡”的提出。以往人们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成长性与核心竞争力，一般看企业的财务报表。实际上，现存的会计制度和财务报表并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能力和水平，是有缺陷的。为了挖掘和显现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美国著名管理大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Kaplan）和戴维·诺顿（David P·Norton）在总结了十二家大型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之后，于1996年提出“平衡计分卡”，将企业的指标分为财务指标、客户指标、流程指标和学习指标。财务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指标，其它三个是隐性指标。通过隐性指标，把隐性的东西反映出来，显现化。财务是滞后指标，是绩效指标，反映昨天的；非财务是领先的指标，是能力指标，是决定未来的。“平衡计分卡”不仅是一种管理手段，也体现了一种管理思想。《哈佛商业评论》将“平衡计分卡”评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说。权威调查显示，在《财富》杂志排名前1000家的公司中，55%以上已经实施了“平衡计分卡”这一工具或它的理念。
新方法之三：借助遗传学的基因技术论证北方汉族人群的扩张。在中华文明中，北方人是汉族的祖先，当无疑义；但现在很多自称是汉族的南方人，究竟是不是遗传意义上的汉族？换句话说，当汉文化向南扩展的时候，它究竟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传递或者说“同化”，还是人群带着文化一起往下走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金力教授通过DNA分析发现，南方汉族的父系和母系结构不太一样。就父系而言，南方汉族的主体基本上源自北方汉族；但就母系而言，现在南方少数民族的母体对南方汉族的贡献更大。历史研究表明，北方汉族南迁，与政局变化密切相关，西晋灭亡、唐朝安史之乱以及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大的移民期，从遗传学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证据。所以，汉文化的传播主要是由人口迁徙所驱动的，这种迁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性别偏向性。金力教授认为，借助遗传学的基因技术，我们可以对不同地点关联人群的样本进行分析，找出他们的分化路径，来判断历史人物后代或人群的迁徙路线、人种特征与民族归属。
新方法之四：新的研究方法使社会史异军突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以新史学的面目出现，成为新趋势、新潮流的研究模式。它不仅为中国史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而且应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一是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加强，开展跨学科研究；二是地域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日益凸显；三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四是深化了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五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增加。”特别是“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区域社会研究”等理论学说的大量引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采用，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历史学家以书本文献研读为中心的工作方式。“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社会史研究在理论探索与研究方法上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局限，山西大学行龙教授提出了反思。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从总体的观点进行多学科交融，有助于克服“碎片化”的现象；历史学者的田野调查应该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的统一体，学者从田野调查中能够找到新的创新点，而不是简单地“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以“重提政治史”代替“除去政治史”，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社会史与政治史的有机结合，在以“自下而上”的视角书写社会史时应当注意精英人物、典章制度和国家政治的作用。“中国社会史研究要走向多元，学习西方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必为跟不上西方而过多地担忧，西方与我们有不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我们要与西方的社会史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建立自己‘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
新方法之五：用现代专业技术手段分析光绪之死。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相距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先后去世。由于两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一般人都认为正值壮年的光绪是被害而死。因缺乏证据，光绪帝的死因成为近代史上的一大谜案。2003年，光绪帝死因被作为重大学术问题正式立项，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29室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4个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专家们历时5年，由光绪头发中的砷含量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光绪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研究和缜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仅其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粘染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201.5毫克，明显大于致死剂量。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在所有交叉学科中，科技考古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仇士华、蔡连珍在充分探讨系列样品碳14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难题，终于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1050～1020年，确保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学术创新要掌握新的史料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已经站在国际的学术前沿，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与国际学界同步。最成功的研究机构有两个：一是1925年由吴宓负责筹备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为教授。1928年到1935年，云集大批知名教授：文学有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黄节、闻一多等，历史学有蒋廷黻、顾颉刚、雷海宗等，哲学有张申府、冯友兰等，社会学有潘光旦、陈达、吴景超等，这些人构成了清华学派的二代中坚。一是1928年傅斯年开创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在该所工作的考古学者，除李济外，主要还有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这两家机构汇集了当时国内许多一流的专家学者，20世纪初的“四大发现”，使他们能够以殷商甲骨研究上古史，以汉简和敦煌文献研究中古史，以大内档案研究近世史，追踪新史料，开拓新领域。他们的著作常常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和西方国家。葛兆光认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史研究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因为“在文史研究的工具和资料上，特别重视考古发现的证据、多种语言的对比、边缘数据的使用；在文史研究的视野上，关注四裔历史，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讨论同样的话题；在文史研究的方法上，重视社会学的方法，极力将语言学与历史学联结。这些‘新’风气、‘新’方法，挟‘科学’之名义，借‘西学’之影响，又隐含着争东方学‘正统’的立场，所以一下子就站在了国际的前沿，使得这两个机构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讲演，开头便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梁启超也认为，史学的发展靠两条：观念的更新与新史料的挖掘。新发现、新出土的第一手史料，可能部分或全部改写思想史、学术史，有时甚至会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新史料之一：“火烧”阿房宫子虚乌有。千百年来，阿房宫一直被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宫殿建筑的杰作。在历代史家和文人的笔下，项羽是焚烧阿房宫的千古罪人，似乎已成为铁案。近年来，考古学家对阿房宫遗址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发现阿房宫是个“半拉子”工程。主要有两方面的证据：首先从考古资料看，当年只完成了宫殿前殿建筑基址和部分宫墙的建设。在前殿遗址上只发现了耕土层、扰土层、汉代堆积层和夯土台基，并没有秦代的堆积层。此外，没有发现秦代的瓦当，而瓦当是秦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也没有发现秦代像柱子、廊道、散水排水系统等必不可少的辅助设施。没有秦代的文化层，只能说明没有秦代的建筑。其次从时间上看，阿房宫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史书记载，阿房宫从开始修建到最后停工，前后延续最多只有四年时间，实际施工时间还要短得多，仅就前殿54万平方米的台基来看，像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一考古成果，最终改写了历史，还其以本来面目：既然阿房宫宫殿建筑基址以上部分还未来得及营建，那么“项羽火烧阿房宫”就纯属子虚乌有了。
新史料之二：郭店楚简揭秘。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了一批竹简，共13000字，包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庞朴认为，“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和“道家之秘”。（1）“儒家之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人道是从性来的。“郭店楚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这一观念，里面有好几篇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2）“道家之秘”：以往的记述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老子反对仁义，孔子提倡仁义。按照通行的《老子》版本，老子“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但在郭店楚简的《老子》里，“绝仁弃义”四个字却是“绝伪弃虑”，即一个人必须毫无考虑，出于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子之情去孝顺父母，才是真孝慈。可见原来的《老子》是不反对仁义、礼仪的，这就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吻合了。这也正是亲手触摸历史的感觉。
新史料之三：解密档案还原卡廷惨案真相。1939年秋至1940年春，两万多名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神职人员在乌克兰西部人迹罕至的卡廷森林等地被秘密枪杀。此事披露后，德国与苏联互相指责惨案系对方制造。长期以来，卡廷事件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也成为波兰和苏联两国关系中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苏联方面有关“卡廷问题”的档案一直列为核心机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2年下令将有关“卡廷问题”的绝密文件交给波兰；2010年3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又下令将当年转交波兰的“密档”在网上公布。这些解密的档案证实，两万多名波兰战俘是经斯大林同意后，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从苏联领导人掩盖、歪曲、嫁祸于人，到俄罗斯领导人最终承认确有其事，整整走过了70年的漫长岁月。可见一个国家要正视错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走多么艰难的心路历程。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是简单地去做政治结论，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并从中吸取教训。
新史料之四：张学良口述历史。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张学良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蒋介石没说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面对众多围绕他而写的著作、论文，张学良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作为一位历史老人，张学良的口述史指点一生亲历亲见的诸多趣事，不故作惊人，更无趋时之态，而且“颠覆大量旧说”，成为最后的挽歌。
新史料之五：华国锋若干史实研究。华国锋是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于一身。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正四负”：“一正”，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四负”，一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在经济工作中求成过急，搞“洋跃进”。近年来，学术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对华国锋做了比较公正的评价，认为“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对华国锋的评价更为客观：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负有责任，但他支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他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此作了辅垫，肯定了邓在1975年的整顿；在华主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不小。该研究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也认为，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著作与文章对华国锋的功过是非写得比较公道，没有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抹杀其贡献，也不因为他有过功劳而掩饰其错误。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历史事实是指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过程和事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些“存在”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已经是“过去”，是无法复原的。今天我们研究历史，主要依据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等，首先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其次，以往的历史大都是统治者的历史，文献编纂受权势者的操控，为尊者讳，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历史研究所依托的文献及史料的不真实，决定了凭借这些文献及史料所编撰的历史的不真实，所以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辨伪’，不仅要辨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及史料的‘伪’，而且也要辨作为历史认识结果的历史自身的‘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疑古思想”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之一。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九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而是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而成，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顾颉刚提出的观点，如同在史学界引爆了一个炸弹，一时间众说纷纭，一片哗然。多数人批评，少数人赞成。在这关键时刻，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他高度评价顾颉刚的观点，认为“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此言一出，无疑为顾颉刚在史学界赢得一定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许多历史学家，在疑古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再由释古而考古，开始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从而开辟了一个古史研究的新天地。
中国传统史学不赞成当代人写当代史，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隔代来写。在这种认识偏见的影响下，尽管有些历史刚刚逝去、余音未绝，但历史当事人的沉默、失语和成功者的控制、筛选，使近现代史、当代史也变得迷雾重重。其实，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无法具备的独特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200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王仪轩、许光建合着的《中韩劫机外交》。这本口述史著作以1983年5月发生的卓长仁劫机案为研究对象，从中韩两国由此打破多年的敌对状态，戏剧性地开启外交通道的角度，采访了当时被劫飞机的机长和参加谈判的几位中方代表。他们的讲述将这一突发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后续谈判中的种种矛盾和双方的策略，以及事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全部揭示出来。如果没有这些亲历者的讲述，仅依据当时新闻报纸有限的报导，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如此详尽的历史史实和当事人的心理历程的。
18世纪英国学者约翰逊（Samuel Johnson）认为，“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他们的口述史料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对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重要补充。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政策的出台不可能详细记载，对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特定作用缺少细节；而一些健在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事件、人物、政策发生和出台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写，这不但弥补了历史研究资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了解文字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精彩瞬间。在美国，口述史学不仅仅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且已被广泛应用到人类学、民俗学、档案学、社会学、妇女研究、灾难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并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高度重视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发掘，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唐贞观年间，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先后上疏二百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今天我们强调“以史为鉴”，通常都是从正面积极地告诫人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把握自己，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自我修养。但“有些人是从来不肯、也不屑于‘以史为鉴’的；而懂得‘以史为鉴’的，却往往是那些从来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于是‘以史为鉴’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这正应了杜牧在《阿房宫赋》结尾处说过的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作为学者，“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向民众提供真实的历史，增强民族的忧患意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历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作者为《新华文摘》原总编辑，文章原刊：《云梦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