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功利化已经使人们连灵魂的呼叫都不能发出声音的环境中，人只有把灵魂出卖给功利化这个魔鬼，以此获得一点生存条件来装扮自己行尸走肉的生活——这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

　　当然，人类的生活与发展离不开功利追求，也不是所有的功利化都与人文价值水火不容，全属魔鬼性质。我在这里批判的，是当下把功利神话抬高到称霸一切的至高无上的位置的做派，这种过份的、疯狂的、扭曲的、不讲底线的、丧失了文化涵养的功利化，才具有魔鬼性质。

　　问题是人人都清楚功利化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剥夺这一点，可悲的是人人都还要这么去做，去服从功利化这个魔鬼的权威。问题出在哪里？

　　知识分子本来是社会的脊梁，是人类良知的保有者，可是当社会把功利这个巨大魔鬼释放出来后，知识分子们便也被牢牢控制在它的魔掌之中。这种控制呈两种状况，一种是被动的控制，即不情愿被控制可又毫无办法摆脱；另一种是主动的被控制，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是主动把自己交付出去，心甘情愿的接受被控。前者还保有着被控的意识，身不由己，身体被魔鬼染脏了，灵魂还相对干净。后者则是从肉体到灵魂都被魔鬼染脏，并且身上还自觉不自觉的散发出这个魔鬼的气息，因为这类人已经被魔鬼化，也参与到魔鬼的行列，成了魔鬼的跟班和随从。

　　这个巨大的、法力无边的魔鬼究竟是谁释放出来的？恐怕很难有人说得清了。至少在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成了这个魔鬼的帮凶，这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大学正被功利化这个魔鬼所统治。学生进入大学，最感兴趣的是学生管理系列的有关评分。大学是以学习为主的环境，学生和老师之间就形成了唯一的学与传学的关系。可是今天的大学却有着两套管理系统：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管理。任何学校都要以教学中心，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学校的其他所有工作都应该为这个中心服务。今天的学生们又有多少在课堂上有专心致志的学习兴趣的？相反，他们对学生工作管理系列的各种考评和活动，倒是激情满怀，乐此不疲。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功利化的熏陶，目的是为了进入大学，这是孩子们脑子里残存的最后一点理想，没想到一走进大学，这残存的一点理想，也被学生工作管理给剥夺了，功利化的魔鬼对他们的彻底控制到此完成。

　　课堂和教书育人的教师，就这样被边缘化，教师的神圣地位失去，尊严失去，不得不在行政化官僚化的指挥棒下疲于奔命，为稻粱之谋放弃自己的坚守。老师在课堂上的激情被不需要也不想要求知的学生给摧毁，老师热爱教育的教育情怀又被学校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给摧毁。在这双重的摧毁下，教授也不教授了。老师之所以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是因为他们热爱教育，这是这个角色的情怀。教师的教育情怀被摧毁，那中国的教育还留存了什么？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资本主义带着巨大的财富收买了包括人的心灵在内的整个社会，人性在金钱的包围中发生变异，彻底物化。今天在我们这个功利化已经到了疯狂程度的社会，已经把巴尔扎克时代的金钱恶魔豢养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人们用自己的灵魂和良知（出卖灵魂和良知）喂养了它。巴尔扎克笔下的金钱恶魔用它凶猛的威力将人们卷进它的领域，使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感与责任感，一句话丧失灵魂。但是资产阶级毕竟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来的政权，贵族阶级在人性上的相对完美，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有所顾忌——他们在放纵自己的同时又担忧自己的行为度，因为贵族阶级的完美形象就摆在那里。我们这个社会的功利化之所以比起巴尔扎克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展示自己的贪婪毫无顾忌甚至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在于我们没有任何的完美参照及其忌讳。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过真正的贵族阶级，没有真正的贵族化的政权社会。应该有所顾忌者是从一无所有中走来的，除了原始的本性，没有任何让自己看重的东西。资产阶级身上还有勤劳和智慧——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大厦，就是靠资产阶级的勤劳和智慧创建起来的。就今天人们的心态来看，这种似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文明历史的原始本性发展到了贪婪的地步。动物只是在饥饿的时候才觅食、猎杀和掠夺，今天我们的贪婪行为，又有哪一个人只是饥饿的行动与冒险？比起动物，我们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大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一片净土。中国社会在任何一个角落还找得出这样的净土么？担当这片净土耕耘的老师们被功利的恶魔绑架，净土无人耕耘，成为莠草蔓延的荒芜之地，成为功利恶魔施展淫威的领地，老师们填肚子的稻米居然被要求与所谓的科研挂钩——课题、出书、在划定了一定级别的刊物刊文……不写吗？你的米袋子就会无法应付你饥肠辘辘时肠胃的鸣叫。按标准论价（而不是按质论价）的分配表上一目了然，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省级课题，分别按不同级别分发数量不同的稻米，文章也按不同级别同样分发不同的稻米。于是，中国的学术界泡沫涌起，就像黑心种植户用膨大剂膨大水果，就像黑心养殖户用激素和避孕药快速催大鱼类一样，我们的学术泡沫就这样被为了政绩的校长们吹大。以学术为标准的大学评价与排名体系的功利化市场是如此之大，大学的校长们便一个个的不敢落后于人，看准了老师们的米袋子，便一窝蜂地都变成了学术的养殖与种植的推手，把老师们生存的分配牢牢握在手中，于是，老师们的尊严和意志便无法抵抗饥饿，一个个的都败于功利恶魔的手下，炮制出连自己都羞于再读下去的所谓学术。中国的学术泡沫就这样形成，不断膨大。

　　其实这些所谓的学术，除了作为大学校长的种植户主与养殖户主们拿去在那个充满谎言的功利市场争相排个名次外，别无任何用处。不是吗？仅看人文学科，在大学的校长们齐声看好的学术繁荣的今天，中国能拿得出哪怕是有点思想、有点创建的学术观点来么？我们能不能找出几个让其他民族也肃然起敬、对世界文化具有开创性精神贡献的人文思想？

　　在这样一个功利恶魔横行的社会，大学的校长们也都身不由己地投身于其中，否则，他就无法稳坐其位。这也是我们出不了教育家的原因——校长们成了功利恶魔的跟班，而不是教育家。教育家是要远离功利的，是要有独立的民族精神、自由精神和人类文精神的。教育的目的是指向人类的未来，而不是当下的利益。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校长应该是教育家的位置，既然不能成为教育家，校长们干嘛还要赖在这个本该属于教育家的位置甘当功利恶魔的帮凶？这是因为现代的校长们已经使自己的这个生命都功利化了，功利校长的位置可以给他谋到他想要的利益：名誉、地位、权力、金钱，也许还有美色，总之，作为失去精神的肉体之躯壳所能感觉到的幸福和快乐，他们或许都能得到。所以他们也就不予余力地推行功利化管理，把作为精神存在的大学变成了功利恶魔施虐的领地。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荒唐的行为——

　　其一，忽视教学。大学本来是教学的地方，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为主。由于教学与功利化的大学排名无关，大学的教学也就被严重忽视。大学的领导们为了排名的名次，绞尽脑汁投放刺激科研的激素和膨大剂，为的并不是学校的教育本身，而是一个与大学教育精神本身无关的排名，也就是与热衷于排名的校长的政绩有关，一句话，他在乎的是作为领导这个官僚化的位置。在这里，我引用一段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给复旦学生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

　　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其学生的影响力，学生离开学校后所取得的成就是大学为之骄傲的根本。所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因此，人们称那些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为“没有灵魂的卓越”。

　　遗憾的是，像杨玉良这样清醒的大学校长太少！人最大的不幸是处于不幸而安于不幸，人之大幸在于处于不幸能清醒于不幸！

　　其二，把思想量化。思想量化，这是中国大学的独创。为了刺激科研，鼓励多出成果，老师们的分配方式全部按照科研的级别、数量的多少来定量。科研就有了一套大同小异的量化标准，分配的结算也就有了一定的时间限度，这就等于把人的思想放在一定的时间限度里来测量。台湾学者黄进兴在《哈佛琐记》曾谈到他留学于哈佛时的一个故事，叙述了一个名叫罗尔斯（JohnRawls）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罗尔斯，他一生潜心研究《正义论》，也只有这么一部著作。就是这部《正义论》被公认为是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等领域的“最伟大的成就”和“划时代的理论”，自1971年出版以来，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还被很多大学列为大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当罗尔斯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罗尔斯走出教室以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作者双手拍得又红又痛，忍不住悄悄问旁边的美国同学，你到底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直到听不到为止。”

　　如果罗尔斯是在中国的大学，他肯定会因为饥饿而倒在讲台上。一辈子就这一本书，他在科研绩效的分配方式中根本就没有收入，不饿死才怪！

　　其三，用工科的思维方式来管理人文学科。工科与人文科学的不同在于工科可以将思维转化为物，而人文科学则永远存在于人的精神。把人文科学工科化，这也是中国大学的一大独创。将纯精神的东西物化，我们就居然能荒唐到如此地步！比如课题，对工科来说是现实性的紧迫需要，对社会科学来说，也是现实性的紧迫需要，而对人文科学，就不那么重要了。现在，大学的功利化排名中，没有区分工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将人文科学一股脑地纳入了工科和社会科学的衡量标尺范围。对人文科学来说，课题仅仅是一个想法，或思路，或写作的规划，他还在人的脑子里，就是说，课题还不是成果。但我们的评价标尺和考核分配方式，就已经荒唐到把脑子里的东西当作成果来计算，把纯精神的东西进行物化处理。脑子里的东西还在脑子里，就进行了两次分配（一次是拿到课题时的奖励，一次是绩效时的分配），当课题完成，真正的成果出来后，还有第三次分配。这就是我们的荒唐所在！工科和社会科学的课题本身就是成果，因为它在解决现实性的紧迫问题，人文科学的课题怎么能算成果并在功利化的评价标尺中还占有着重要的份额？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荒唐到了如此地步！人文科学的课题算成果还带来了另一危害：把纯精神的运行进行功利化处理。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写作过程是思想与精神的探索过程，是思想者的自动与自觉写作，它来源于精神并在精神领域运行，它不为某个具体的现实服务，它关注的是人的未来问题，即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思维展示过程即写作过程是排斥功利的干扰的，当人文的思考与功利靠近，它就被功利所绑架，成为功利的御用之笔，人文也就失去了人文的纯精神特征。所以，人文与功利化的课题无关，把人文纳入课题的范围，是对人文精神的有效摧毁。这正是我们当下的人文科学没有人文精神的体现。那些从事人文学科的人，在功利的绑架中，一看有利可图，也都自动放弃了人文追求，想方设法运用本来应该用到人文精神上的智慧，去思考、判断怎么能拿到课题。人文学科的人把心思运用拿课题的智慧，无疑是钻营取利的行为，是把灵魂出卖给功利魔鬼的行为，学校在热衷于功利化评比中大力鼓励并刺激了这种钻营行为。拿到课题的写作，已经失去了其真正精神的独立性，何况课题本身就秉持着为当下服务的宗旨，课题的审批机构本身就带有功利化色彩或者说完全功利化的机构。

　　其四，只重数量和刊物的级别，不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大学的领导们为什么会成为功利化的有力推手，在于他们自觉地投身于这个功利化的行列。功利化的评价体系是不管质量的，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起到的开创性作用，在评价体系中不存在，领导们理所当然是不予理睬的，文章只是在数据中起作用，被数据化，即被功利化——思想在被数据化被量化中失去其精神性的特性。学术被功利恶魔赶出了精神的领域，也就自觉地与功利为伍。至于成果是不是学术垃圾，评价体系中也没有规定，领导们也是不予理会的。大学排名评价的硬指标只看数量和级别，这才是校长们要关心的。我们的学术垃圾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人道理解为人文情怀。失去人文情怀就是不人道。中国教育从起点到终点都放弃了人文关怀，把人引向功利化的非人道的轨道。孩子们从开始学习就被不人道地拉进了功利化的魔道，大学的老师们又被强行剥夺了人文情怀，被推向功利化的魔掌。只让人们关注眼前的东西，理想、未来、永恒这些属于教育本质的东西从此消失，教育的根基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教育应该是把人推向精神指向未来，而不是像我们的当下这样剥夺人的精神，让人成为纯粹的肉体，成为失去灵魂的生命躯壳。功利化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毫无疑问是利己主义者，中国人不缺智慧，而一旦智慧和功利相结合，就是催生出了精致的功利主义者（我在这里借用钱理群先生“精致的利己主义”的概念），可悲是，我们的教育在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一批批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中国人的聪明全部体现在这里！

　　统治者们维持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统治者引向生存的紧迫和忙碌。先将生存空间划定，然后把人赶进这个空间。当人们为生存奔忙时，其肩上承担的对民族的责任也就自动卸下了。今天的知识分子的肩上还有多少担当？

　　当然，面对这样一个功利恶魔肆虐的现实，大学的领导者们也很无奈。话说回来，这个领导也可以不做啊，这样不就放弃了自己当功利的帮凶的角色了吗？看来，利益还是高于一切。

　　在当下，领导者只有让自己成为勇敢者才能走上教育家的位置。独立的、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才是成就一个教育家的基本素养。校长们尤其是大学的校长们应该清楚，这个位置是教育家的位置，而不是从事伪政治（我说的伪政治是指没有信仰的盲目的功利化政治行为）的舞台，更不是与功利魔鬼拉亲戚关系的场所。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最高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相关问题，从最近发布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就可以看出对其中一些偏颇的纠正愿望。比如对高考制度的改革，对高校分配中只重科研而忽视教学的现象的纠正要求等等。但愿中国的大学所承受的苦难和阵痛不会太久。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原文题为“功利主义恶魔肆虐下的中国教育”，本文为节选，特致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