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发:大学校长应向张楚廷学什么

  张楚廷1983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至2000年任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在执掌校政的18年里,他将湖南师范大学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省属师范学院办成了全国“211”工程重点大学。

  这只是他看得见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成就。他看不见的成就则是他的教育思想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敬重。一般的校长卸任第二年,便被人遗忘,而他卸任校长十多年了,依然被人津津乐道,甚至已经有不少人通过研究他而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张楚廷的成功源自什么?答案简约而不简单:有一颗做教育家的心!

  同很多大学校长一样,张楚廷最初也是一位专家,具体而言,他先是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位老师,历任数学专业的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在数学领域著述颇丰。但自担任行政职务以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淡化数学家的身份,潜心研习教育学。经过10多年的努力,他基本完成了从数学家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

  从1993年开始,张楚廷远离,也可以说超越了数学研究,进入到更广阔的教育学领域。迄今为止,他已经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学刊》等杂志上发表教育学论文800多篇;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教育学著作90余部,其中独著40余部,内容涉及到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张楚廷教育文集》(20卷)更是集中展示了他对教育的钻研和精通。

  正是通过这些自觉、系统和长期的研究,张楚廷对什么是好大学,如何办出好大学胸有成竹。一个人研究教育不一定会成为教育家,但成为教育家的可能性则要远远大于从不研究教育的人。可以说,张楚廷先生颇有西方大学校长的风范,是中国当代校长职业化屈指可数的典范。他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告诉我们:校长就是校长,你选择了校长就必须放弃原来的专业研究。校长的主要职责就是平时化缘,学年毕业时同毕业生握握手。用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教授的话说,“当校长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会与‘大学工作’背道而驰,除了不明职责地忙个焦头烂额,没任何美妙可言。”这位美国的张楚廷,在担任校长的12年中,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主持过一个课题,只出了一本书:《大学工作》。

  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大学领导,有几人舍得放弃原本的专家身份,全心全意地从事教育学研究?可以说,绝大多数校领导在当上校领导多年后,还没有发表过一篇和教育学有关的论文,更不要说出版教育学的专著了。从未从事教育学研究,只有一个结果:办教育跟着感觉走,也就是说,更多的校领导还是以具体学科的思维来领导一所包含了多种学科的大学。最后,这所大学最强的学科就是校领导所在的学科,这所大学的特色就是校领导所在学科的特色。

  现在经常看到报道说,张三校长拿到一个自科类国家课题,经费一千多万;李四书记实现了该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经费上百万。我们老百姓就在“揣测”:管理一所这么大的学校,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开会,还有时间做科研吗?就算有时间做,那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履行校领导的职责。一所大学的校领导在当了多年的校领导后,还是脱离了不了某某专家、某某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导致校领导不是全校人的领导,而是某个学科,某个学院的领导,那这所大学还能走多远?更可悲的是,还有不少校领导愿意“放下身段”,去申报省级课题、厅级课题,甚至校级教学成果奖,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很多人总喜欢把自己做的所有错事归结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归结为体制强迫。1937年出生的张楚廷,算是一位当代校长。他在当校领导后,不从事数学研究,不当数学系的学科带头人,不拿数学类的任何课题,难道他当不好校长吗?

  事实上,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并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校领导个人素质和人品的问题:搞不懂在自己众多的身份中,究竟哪一个身份才是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不明白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不仅可以超越体制,而且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体制;更是舍不得一些小名小利,赢者通吃,贪得无厌,什么都想得到,最后最应该得到的,如全校师生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面的尊敬,或者塑造出一所大学真正的风格和品格,却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