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前，我国非常强调文化建设，在教育领域，自然存在教育文化。然而，多数教育工作者及相关的政府官员未必了解教育文化的意义，有意识地致力于教育文化建设的也不多。鉴于此，很有必要对教育文化的意义与建设等问题，来一番新的审视。
一、教育文化的深刻意义
教育文化不管对国家还是教育单位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教育发展，而且事关国家的强盛和崛起。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或强盛的过程中都可以找到其教育文化的作用。如德国把广泛的人道主义作为教育的基础。以尼采和叔本华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宣扬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如尼采告诉人们“你的教育者只能做你的解放者”、“成为你自己”。这些思想影响了德国教育乃至德国的发展。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成为中华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它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逐步成为北大文化的一部分，对北大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文化比教育理念影响更深、更广。教育系统中，人们常常谈论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等，这些往往相关于教育部门或学校的领导人，故而常常有时效性、局域性。当然，理念的长期坚持与贯彻也能形成文化的一部分。而真正的教育文化是深深植根于某一范围的教育系统中，能成为多数人的教育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指南。
教育文化是教育生态环境的关键要素。教育的生态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学校及其师生都置身于其中，教育成效会受其影响。教育的生态环境当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关，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教育文化。因为教育文化本身就能直接影响政府关于教育的政策、教育管理者的教育理念以及师生的意识。
教育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影响具有可持续性和渗透性。教育文化一旦形成，不易因为领导人的更替而改变，尤其是好的、健康的教育文化。另外，某范围的教育文化能够变成多数人的习惯和自觉意识，因此容易渗透到各个部门和环节。从此意义上言，教育文化的力量是行政力量所不及的。
二、教育文化的精髓探析
教育文化涉及到很多方面，这里仅述及其根本的内涵与精髓。
教育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具有良好的教育文化的反映。教育真正有地位，即意味着在社会中真正形成了健康的教育文化。反之，优良的教育文化也说明教育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崛起和发展的历史无不因其对教育的重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对教育的重视真正渗透到民众之中，因为教育的重要地位，使得官员和民众对教育心存敬畏。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教育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其特殊的地位。然而在今天很多官员的心目中，教育恐怕远非有真正至上的地位。
好的教育文化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之上。现代国家大多强调“以人为本”，教育的意义则更应该基于“人”的成长。康德强调“人是目的”；杜威教育观点之一是“教育无目的”，他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其含义恐怕都是强调“人”的成长。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实质正是在于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本能和发展人所特有的全部本性。”爱因斯坦言“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他也是从“人”的意义上谈学校教育。当前，我国也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人学”探究教育学视阈中的人，从教育学特有的视角审视人的一些根本特性；还有学者专门从生存论的角度探讨教育哲学问题。其实马克思关于“人”的某些论述完全可以给予我们教育方面的启示，如“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那么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从“人”的意义上有助于学生实现其“自由自觉的活动”？
高等教育文化的精髓应包括“独立之精神”。这对于大学教育而言至关重要。“独立”是大学及其学生都应该有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独立”应该是一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独立精神既基于教育的“求是”原则，又是一所大学是否有其自身特质的体现。对于学生而言，求是往往又与质疑联系在一起，求是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成长的过程。前不久“虎妈”的故事在中美两国社会中引起关注，中美教育各有特点，但美国更重视人格健康与思想独立。前述德国把人道主义作为教育的基础，宣扬尊重人的个性发展。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正是独立之精神，正是求是与质疑，科学在其中不断丰富，社会在其中不断进步，学生在其中不断成长。
高等教育文化的精髓应包括“自由之精神”。让学生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另外，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基本精神。19世纪初期，德国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时候就把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视为大学最基本的原则。
高等教育文化的精髓还应包括其引领作用。正是教育的求是原则，使得大学有可能引领社会进步。社会服务固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但一所好的大学绝不能满足于此，不能仅仅满足于与业界的结合、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求是、对技术的创新是引领；对社会改革的前瞻是引领，对社会道德文明的追求是引领。总而言之，大学应该致力于科技、文化等诸方面的引领，也就是引领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如何形成健康的教育文化
讨论教育文化的目的在于未来如何形成良好的教育文化。为此，有必要先审视一下当前我国教育文化的缺憾。目前，各级政府部门普遍不太重视教育文化的存在。教育行政部门鲜有强调教育文化建设的。相反地，他们可能给予学校很多框框。大学缺乏对教育文化的理解，或者即便承认教育文化的存在，也不会从教育文化的内涵与精髓上去认识。教师缺乏教育文化的意识。在当前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些教师罔顾教育文化的存在，对教学和科研指标的追求，使他们犹如教育生产线中的机器。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自然缺乏良好教育文化的熏陶，更多地只是被动接受知识与技能。更有甚者，当今民众普遍缺乏对教育拥有的敬畏。当然，教育者自身对教育敬畏缺失又会加剧民众对教育敬畏感的丧失。今后，在我国形成健康的教育文化的关键是什么？
1.强化全社会（尤其是官员）对教育的敬畏感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对“师”是充满敬畏感的。封建社会中有“天地君亲师”之说，至少说明教师的地位不低。文化大革命中对师的敬畏被破坏了，大多数官员对“师”的敬畏所剩无几，充其量只是对自己的老师留几分尊敬。直到今天，对教育和教师的敬畏并未恢复。
官员对教育的敬畏是有示范性的。政府在教育文化的构建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每个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经济问题。然而，在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奥巴马在2010年8月9日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演讲时提到，高等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问题”，也是美国繁荣昌盛的先决条件，要想保持国家的繁荣和在未来全球的竞争力，美国在未来10年就要培养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奥巴马最后强调：“在我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关口，我们总能意识到这样一个基本道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作为一个国家，要想向前发展，就要以教育为本。”我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迎来了中国的崛起。尽管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教育，作了一系列指示，但我国某些官员的GDP崇拜已经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不少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多停留在口头上。分管教育的官员在班子中的位置也说明了教育相对于其它方面而言只是从属和附带的地位而已。
中国大学的领导都有相应于官员的行政级别，也许初衷的确是给予其相当的地位。但是，现实中大学领导较之同级别的官员还是显得地位低下。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并无相应于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然而某些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恐怕绝不亚于部长、州长的地位。此乃何故，大概是社会对教育的敬畏吧。
政府对高等教育应该尽可能少一些干预。其实，“少干预”就是敬畏的开始。对大学最大的干预是干部的遴选。现在，大学主要领导干部的遴选，不仅大学自身没多少话语权，甚至连教育主管部门也没太大的话语权了。至于教育中的很多业务性质的事情，如果让“少干预”形成一种习惯，则会大大有利于教育文化的建设。
教育者自身对教育应该有敬畏感。教育者对教育应该有一份天然的崇高感。而今很多教师更多地只把教书看成一种挣钱的手段。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政府。当教师不得不通过“创收”而增加收入的时候，教育者自身对教育的崇高感也就自然消失了。想想在封建时代，民间给予私塾先生有颇丰的待遇，教书先生自身也觉得为师之荣耀了。而今天，当政府给予教师之待遇不足时，教师无荣耀感，自然缺乏对教育崇高的认同，当然也会导致社会对教育敬畏的降低。因此，教育者自身对教育敬畏降低的症结离不开国家和政府。
2.建立新的教育文化自觉
人们必须承认政治、经济、传统文化因素对教育文化形成的作用。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认为，孤立地研究教育是不行的，必须重视教育的文化背景，研究决定教育的各种因素。影响教育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中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那么我们是否深刻地反思过，影响我国教育文化的因素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需要有意识地改造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关注不够。封建社会非常关注天、地、君、亲、师，我国历史上缺乏类似西方中世纪开始的追求人的独立、自由的启蒙。在我国应该建立起一种教育文化自觉，即教育者对学生的尊重与责任，而那种尊重与责任源于对生存价值、对生命意义的敬重与责任。
我们的文化中关于“师”的作用长期停留在“传道、授业、解惑”，虽然它是需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如何拓宽学生的视野，如何给学生一个更好的独立思考的环境，如何使学生成为其自己，这大概是多数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学生应该有关于教育文化的自觉意识。学生的“独立精神”应该体现在平常的学习活动中，要“成为你自己”，唯有如此才能“自由发展”，而不至于成为教育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
要逐步使民众具有教育文化自觉。我国大多数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是存在误区的。家长让孩子从小就置身于知识的被动接受之中，尽可能多学知识，哪怕以牺牲学生的童趣为代价。直到孩子上中学，家长想到的仅仅是升大学，而且要上好大学。少有家长能够想到如何让孩子“自由发展”。
3.政府的作用应该回归本位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民众教育文化自觉的缺失，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因为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国家规定的教师的工资太低，使得一些学校及其教师通过课外“培优”、“补习”等名义收费，或曰“创收”，以弥补教师收入的不足。更有甚者，某些中小学把本该在课内的部分教学内容置于课外的“培优”或“补习”中，使得学生不得不参加“培优”或“补习”，这种现象实乃教育之丑陋。家长和学生因为“培优”或“补习”的存在而唯恐跟不上，不得不更热衷于此，于是学校又觉得适应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如此而致应试教育的恶性循环。更可怕的是，此类现象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文化。一旦成为文化，人们就会习以为常，那就成为国家教育的顽疾。人们不妨想想，中国教育离那一步究竟有多远？或许一步之遥！
说到底，在教育问题上，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其应有的作用，应该回归它的本位。当前的现状是，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存在“缺位”与“越位”现象。如在投入问题上的“缺位”（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尽管已有较大改善，但仍然不足）。此外，对于某些丑陋现象政府并无相应的法规和措施明令禁止。另外，政府在对教育的管理（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面存在一些“越位”，易造成对教育文化的破坏。总而言之，教育文化是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的最重要因素，它远较之教育的一些技术性改革更为重要。因此，教育文化建设乃当今中国教育之头等大事。而在其中应该发挥关键作用的，非政府莫属。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