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市场化
高等教育市场化是20世纪后期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种重要变革趋向。“市场化”是指运用“私有领域”或“市场”的概念、原则和方法去运营公共事业和公共部门，从而使公共服务更能适用市场的需要。高等教育市场化主要是指运用市场价值（策略）来运营和管理高等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政府放松管制，将市场逻辑引入高等教育，让竞争与价格机制引导高等教育机构应对市场的需求。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由“小市场与大国家”转向“大市场与小国家”，国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也由“政府控制模式”走向“政府监督模式”。虽然大学从政府手中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但市场机制却成了大学难以摆脱的束缚，对大学的经费、管理及评价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费来源多元化、使用者付费、创业精神、管理主义、质量与绩效等概念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中使用的高频词和最高指导原则。斯劳特和莱斯利（S. Slaughterand L. L. Leslie）则用“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来形容市场力量对高等教育的渗透。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早在1983年，伯顿·R·克拉克把高等教育的三个主要控制力量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描绘成一个三角形，并把不同国家在三角形中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大致的定位。他认为多数国家（除美国外）的高教系统的大部分公开活动靠近三角形中国家权力或学术权威一边，市场或者不被看作一种协调的形式，或者被看作产生不可靠的和不良的结果。但近年来，随着知识的市场化趋势日显，英美等国的高等教育都朝向市场方向移动，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正处于这个三角形中的准市场的位置。美国的政策和法规在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改变，即把公共利益的定义从为保护公共组织不进入市场而得到最好的服务转变为最好的服务是通过公共组织参与商业活动而实现的。英国大学在从“学术权威”或“学院特征”走向具有一定政府干预的市场体系的路比美国要长。英国学生自1998年缴纳学费上学以来已经从“等待中的消费者”身份（consumers in waiting）走向正式的消费者身份。英国处于“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共同体之中，这意味着英国学生可以自由地横跨欧洲高等教育网络，出现了一种明显走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运动，即在院校层面和学术人员层面市场性行为变得普遍。有些院校（但并非所有的院校）正变得更为企业化和越来越少地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追逐美元（或欧元）”成为这类院校日益重要的学术职责，这种情况至少在一些学科和专业层次上如此。
米勒（Henry D. R. Miller）借助伯顿·R·克拉克的三角形理论，认为自1982年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向市场和国家控制方向靠近。
除了美国仍然稳居市场的一端外，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都在国家控制和市场之间摇摆，并逐渐远离学术权威控制的一端。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非常明显，这时大学中最流行的文化就是日益增加的市场的定向和推力。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业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学者对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研究日益深入。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在较宽泛的程度上描述了高等教育市场化这种动态的变化，认为私人工业在大学的技术发展和开发方面赢得了优势。美国学者艾兹科维茨（H. Etzkowitz）在其编著的《知识资本化：工业和学术界的新交叉》一书中明确提出“知识资本化”（Capitalizing Knowledge）概念并把学术界和工业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二、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大学学科文化的影响
大学学科是高等教育学术系统中的基本组织，是承载大学三大基本职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平台，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大学学科文化是学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语言符号、理论方法、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以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总和。高等教育市场化为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会受到市场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市场化影响着大学的诸多方面，其中学科文化也不例外。而大学学科文化主要包括知识（本原）、学者（主体）和学科（载体）三大构成要素，因此，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化对大学学科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高等教育市场化使作为学科文化本原的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知识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
知识生产方式指的是知识的增进或创造过程的方式和方法。迈克尔·吉本斯把知识生产方式概括为两种模式，即传统的生产第一类知识的模式I和生产第二类知识的模式II。
模式I的第一类知识主要受传统的学科结构限制，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知识生产一般是在由学者社团自身控制的环境中进行；以单一学科为基础；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仅关注同行评价，常常主要以科学生产上的优异作为质量控制的基本标准；以及强调个人的创造力等五个方面。
模式II的第二类知识不同于第一类知识，它是一种跨学科的、以问题为取向和知识应用为目的的知识。这种知识也具有相应的五大特征：知识在应用中产生；知识生产以跨学科为标准；知识生产具有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知识生产的质量控制体系更为宽泛。
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生产第一类知识的模式I转向生产第二类知识的模式II。而第二类知识的自然发源地在大学之外，知识生产是在“大学—工业—政府”所构成的三重螺旋结构中进行的，其结果导致大学对技术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研究日益重视并得到了快速发展，知识成了能够用模块状传递和购买的“商品”，学术成果成了货币单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
（二）高等教育市场化使作为学科文化主体的学者的学术身份发生变化，学者的功利心态日益加重
学者的学术身份是学者在某一群体或者社会体系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它是学者学术生活的生存样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的学术身份已经在原来的研究身份和教学身份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身份——学术经理人（academic manager）。学者在不改变其研究专业的基础上走向管理角色。正如詹姆斯·杜德斯达特（James J. Duderstadt）所说：“教授们开始更多地忙于各种校内外事务。有的人卷入了运用自己的智力能力打造其学术领域的深层次的竞赛之中；有的人担任了指导教师或政府及工业界的顾问；有的人成为了在教职治理中代表其同事利益的校园政治家；还有的则从事行政工作，如担任系主任、院长甚至校长。但尽管大学教授在各种领域和职业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然而在政策和直觉上存在的一种趋向就是把所有的教授都看作好像是历史学或经济学的助理教授。”
在学者学术身份的变化过程中伴随着学者学术专业地位的变化，自19世纪起，学者就开始致力于实现其专业化，并且赢得了不少特权和社会地位，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起，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学者的收入、地位、工作自主程度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恶化。正如莱格特（T. Leggatt）所说，学者学术专业的精英地位已经不能维持。随着各种文献的传播，它已失去了高深知识基础这个阵地。随着社会上白领雇员的增加，学者也失去了收入方面的相对优势，成为“经济上的无产阶级专业”。后福特主义雇佣模式已经导致永久性工作职位变得更少，兼职教职增多。高等教育市场上雇佣条件更为多变、雇佣合同及其作用更为分化以及责任领域的界定更为严密等导致学者日益分化。学者被看作是学术成果可交换的传递者而不是唯一做出贡献的学科专家，学者的功利心态越来越重，从此，学者面临着学科忠诚和市场忠诚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煎熬。
（三）高等教育市场化进一步加剧了作为学科文化载体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和学科地位的日益分层
学科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组织，它的发展由于其内在属性的不同有一定差异性，学科间为了争夺相关利益或资源存在竞争。高等教育市场化加剧了学科间的这种竞争，因此，从一个特殊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学科为了争夺权力和地位而处于持续的达尔文式的竞争之中，其中学科中最具适应能力的学科将会繁荣，而弱小学科将被挤出边缘而逐渐衰竭。
学科间的这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经济推动的，个别学科的权力日益依赖于其对经济的贡献。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学科日益繁荣，如计算机、电信、电子学、高级材料、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技术科学发展很快，成为各大学主要的新增学科和专业。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人文和纯社会科学却日益遭受冷落。
为了增加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达到地位等级的提升，各种学科会采取一些策略和措施树立良好的学科形象，很多学科甚至会对其发展历史、目标定位予以修改或进行全新诠释，从而增加对学生的吸引力。有的学科则通过更改名称的文字游戏来提高其地位，如大量的植物学已经更名为植物科学；功能生态学已经获得了一个更有力的名称——生物力学；数学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以前称自己为分析学家的学者后来接受了经典分析学家的名称，接着又变为功能分析学家，现在成了硬分析学家（hard analysts）；作为应用研究的护理学也使用了新的名字——护理保健、保健研究等。学科名称术语的改变标志着有关知识形式关注焦点的潜在变化，在既定学科中术语的变化涉及到认识论本质及其范式的相应改变。
伯顿·克拉克也认为，在学术世界里，一般而言，硬学科地位高于软学科，纯学科地位高于应用学科，这就意味着人们对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比教育和社会工作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敬畏感。他进而把拥有等级差别的学科划分为上倾性学科（upward-tilting discipline，如生物学）和下倾性学科（down ward-tilting discipline，如英语）两大类，其中上倾性学科大多集中在研究型大学，以强调研究和知识发展为目标；下倾性学科大多集中在四年制学院和社区学院，以教学和知识的传播为主要任务。在研究型大学中从事上倾性学科的学者在学术地位上往往高于在教学型和社区学院中从事下倾性学科的学者。学科的这种等级地位会进而影响到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系科乃至院校组织的相对地位。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