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合作的必要性及我国的基本合作方式
工程教育必须进行国际化的改革,才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受到世人重视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表的年度竞争力报告,共列出8大类,250多项标准,收集4万个数据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该报告将“合格工程师可获得程度”作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自我国1994年被列为研究对象起,我国该项指标得分在46个被研究国家和地区中年年处于倒数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工业竞争力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这场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工程教育的目的是为我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受过工程训练的有适应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因而工程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日益受到教育界、工程界、企业界人们的普遍重视,已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的工程教育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不仅通晓国内也通晓国外“游戏”规则、在国内和国际上均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能否在科学技术领域为本国占领一定数量的制高点,提升我国的工业竞争力?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培养规模居世界前列,但工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等指标仍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存在的问题包括:创新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实践教育和工程设计环节缺失,教育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工科教师队伍非工化趋向严重;学科老化,知识的融合与交叉欠缺;基础教育重知识传授,忽视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导致与高等工程教育无法衔接。如何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工程人才、如何利用优秀的全球工程教育资源培养合格工程人才以满足世界市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工程教育国际化,其核心就是要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工程人才,这已成为各国工程教育的首要目标和战略选择,而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合作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佳途径之一。
目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合作的基本方式,以同济大学为例,可以概括为以下4种:(1)中外高校合作成立学院(机构)。具体是以两校的名义由中方设立学院,联合培养工程专业领域的人才,部分课程邀请合作学校教授前来讲授,符合条件的学生第4年可获得去外方合作学校学习一年的机会。(2)部分(实践或设计)联合课程。部分实践或设计课程与外方合作,双方学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教师混合编组,大家为完成一个共同的工程项目而合作。联合课程使学生能直接接受外国教授指导,与外国学生沟通,达到国际化培养的目的。(3)联合海外认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与国外工程教育学位鉴定机构共同合作开展教学与交流,实现我国工程专业学位鉴定的国际化。(4)项目合作与师生的互访交换。项目合作与师生的互访交换这两种方式多数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可以合并为一种方式,通常依托双方科技项目的合作开展工程专业的教师互访、学生交换和联合培养。
我国目前开展的各种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合作为推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将继续实践并进一步创新。但若论及工程教育国际化合作的深入性与持续性,麻省理工学院近10年来运作的两个带有政府主导色彩的跨国工程教育学术合作组织,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这两个组织是以远程教育技术、网络学习和其他相关信息技术服务的使用为支撑的跨国合作,其成立的背景、运作模式以及运作状况将对我国大学建立工程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二、高等工程教育跨国学术合作组织新模式
在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在保持其作为美国本土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地位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国外,积极寻求建立合作的机会,以便把它的教育和研究影响扩展成为全球模式。MIT目前正式的跨国合作组织有两个:(1)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成立的新加坡-麻省理工联合体(TheSingapore-MITAlliance,以下简称“联合体”);(2)与英国的剑桥大学成立的剑桥-麻省理工研究院(TheCambridge-MITInstitute,以下简称“研究院”)。
(一)新加坡-麻省理工联合体
1.合作起因。联合体成立于1998年11月,首期合作时间为5年,得到了新加坡政府5亿美元的资助。联合体意图利用技术先进的远程教育设备,建立研究生工程教育与研究的世界级中心,这样的中心将为私人企业提供分享联合体的研究成果,与联合体的学生合作以及招募潜在雇员的机会,同时鼓励教师、学生和工业之间全球化的创新合作。只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曾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吸引来了诸如摩托罗拉、英特尔之类的跨国公司,实现了其作为东南亚地区商务中心的战略目标。亚洲金融风暴过后,迫切需要一批熟悉亚洲文化及商业行为的科技领袖,工程科学教育和研究将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联合体雄心勃勃的目标是促进新加坡的研究、发展与创新,同时通过结合MIT所代表的最佳西方工程教育和新加坡两所一流大学的优点,从全亚洲吸收高质量的工科优秀学生,成为训练亚洲科技梯队的核心,以保证本国的经济和未来。
2.运作方式及成效。联合体的运作通过5个专业(计划)进行,分别是:微、纳米系统高级材料、高性能电脑与工程系统、制造系统与技术、化学与制药工程、计算系统生物。这5个专业的目标是为能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知识驱动型工业培养未来领袖。联合体授予的学位类型为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需完成一年的紧凑课程,学生还要到MIT参加为期两周的就地培训计划,课程作业与研究由主办学校和MIT提供联合教学与研究指导。博士学位以研究与课程作业相结合为基础,要求在主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并在MIT学习和研究一段时期。专业计划在主办学校进行,学位由主办学校授予。
每个专业都有三种攻读学位的选择:第一,MIT和国立大学双硕士学位。学生将获得两个独立的硕士学位,一年半完成。第一个学期在MIT修5门课,第二学期回到国立大学修5门课,国立大学的课程是通过远程交互式课堂直接跟MIT的学生一起上的,第三个学期通常为实习,同时将剩余的课程修完。第二,MIT硕士学位和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学生可获得一个MIT的硕士学位和一个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制4年。学生实行双导师制,导师分别来自MIT和新加坡,学生在学期间要求在MIT学习至少一学期。第三,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的直接博士学位。学生直接攻读并获得国大或南大的博士学位,学制4年,同样实行双导师制,学生在学期间要求在MIT学习至少一学期。该合作计划最大优势在于课程计划。联合体的课程计划和MIT是同步的,不仅所有教材包括考试内容都是相同的。通过远距离教学,新加坡和MIT的学生就像在同一间教室听课,学生、教授可以同步上课、发问。MIT每学期都会派教授到新加坡校区讲学,而新加坡的学生也必须按照规定,到波士顿校区上课。联合体各专业只招收全日制学生。招生的要求是,申请人必须已获得学士学位,或获得大学、学院及认可的技术学校的同等学历。学生一经录用即可获得全免奖学金,学生到MIT参加就地培训计划的往返交通及住宿费用均由联合体承担。
从联合体的管理来看,共有四个部门负责管理联合体的行政与学术事务。其中新加坡管理办公室共29人、MIT管理办公室共6人,这两个部门共同管理联合体的各项行政事务;由3校教授组成的联合学术委员会负责联合体的学术事务;管理委员会则决定联合体发展方向,其成员有3所大学的教授,也有企业界人士,如惠普公司的副总裁、联合工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有来自教育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政府官员。
从合作的成效来看,联合体在其第一阶段4年的运营过程中,参与课程教学和研究管理的教授有100多位,其中50多位来自MIT,5个专业仅在这个阶段毕业了227位专业硕
士。2005年7月启动的SMA-2是一个新的5年计划,完善了博士的教育与研究计划、加强了与工业及研究机构更大程度的互动,建立了更持久的以广泛的教育与研究合作为特征的长期伙伴关系。
此项合作给双方带来的主要益处可以归结如下:第一,追求学术卓越。MIT、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3所大学的合作将扩大工程教育与研究的机会,激励全球的工程团体,使学术合作的范围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第二,扩大双方的影响。MIT将其在工程教育、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经验带到亚洲,扩展其影响范围;另一方面联合体将加强新加坡作为学术创新中心的地位,这种具国际水平的课程不但为当地训练了人才,而且吸引亚洲其他国家优秀人才的不断加入。第三,开发与拓展工科类课程。联合体实施的课程、研究项目和学术讨论会将为增强3所大学的课程形成基础,并进一步合作开发新的工科类课程。第四,推动新加坡经济发展。联合体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与研究计划培养的工程师将成为知识驱动型工业的领袖,这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
1.创立的起因。英国政府为了加强和提升国家竞争力,拨专款支持剑桥大学和MIT建立全面的合作与交流关系,1999年11月研究院在剑桥大学隆重挂牌。当月,英国财政部公布了建立研究院作为两所世界顶尖大学合资公司的政府意向。
2000年开始,整个项目的投入是8400万英镑,其中英国政府投入6800万,其余由企业赞助。1998年,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组织了关于英国竞争力表现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MIT参与了讨论,并表达了合作建立研究院的意向,这样一个研究院能使两所大学的技术、专家智慧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英国工商界将从中收益。研究院创立的原因,从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科学与革新战略中可见端倪,其中写道:“英国需要保持它在曾经最强领域的世界领袖地位,并发展成为新领域的领袖,同时保持发展科学的能力”。在英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工商业科学与技术开发报告中更明确地提出:“政府应该寻求在劳动力中大量增加一流的领导,技术扎实的人员,通过与大学、研究委员会、专业学院和工商业的合作,推进公司与大学之间高级技术的双向流动;寻求改善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学生与研究人员的职业通道,以便他们获得以技术为基础的商务所需要的技巧、知识和交流能力”。
2.运作方式及成效。研究院的运作是通过为4项计划提供基金支持来进行的。它们分别是:综合研究、本科生教育、专业实践、国家竞争力网络。计划的核心目标是相同的,即为了英国利益,加强在改进竞争力、生产率和创新创业精神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在实现研究院目标的过程中,加强研究院与企业部门的联系,弥合学术界和工商界的隔阂,淡化乃至消除(一流)大学和(高技术)产业的界限。综合研究计划是由两所大学合作对科技未来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若干领域(主要是工科)的深入探究,包括:物质科学、生物学、神经科学、信息技术、金融工程、纳米技术、生物工程、微制造、材料科学。英国电信和石油两家企业在5年内提供了总额500万英镑的资助。该计划的经费资助强度为:研究课题最高可以获得25万英镑,工作研讨会最高可以获得1万英镑的经费,只有剑桥和MIT教师可以申请。
本科生教育和专业实践两项计划是引进MIT的经验对工程教育的课程、教学及实践进行改革和开发,为英国培养更加卓越的工程技术人才。其中,本科生教育计划由教学活动和学生交换两部分构成,教学活动包括制定教学计划、开发公共课程,借助远距离教学技术和基于网络的教材,使这些课程可在两地同步使用;为期一年的本科生交换培养计划主要使学生受益于对方大学学术氛围的熏陶,两校间学分相互承认,研究院提供资金支持。专业实践计划是引进MIT的成功经验,把工程学科的技术专长与“开创事业”所必须的商务与组织技巧紧密结合在一起。
国家竞争力网络是一个覆盖英国全国的网络中心。研究院通过该网络同英国其他33所大学建立联系,同时它建有大量的信息发布通道,向英国大学的众多团体发布其他3个项目计划的成果,包括学术会议、工作研讨,设有专用网址并提供研究报告以及其他教育资料。
研究院的管理工作主要由董事会来监督,董事会成员由来自两个大学的1名主席与6名董事以及来自英国政府的观察员共同组成。咨询委员会则由工业界人士、慈善机构及政府人员组成。另外,一个由剑桥和MIT的财务负责人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财务支出情况。从运作的成效来看,研究院是由英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赞助的新型学术组织。作为剑桥大学和MIT战略联合的产物,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新颖的教育和研究活动,它借助剑桥大学和MIT的知识、专家智慧和资源,为学生、学术界、合作伙伴和政府提供卓越的研究机会、学习机会和商业机会。它为提高竞争力和生产率提供一种催化剂,推动英国各大学并和它们一起激发高教界的创业精神。从2009年1月发布的评估报告来看,该研究院不仅在学术和人才培养方面卓有成效,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同样走在了前列。
三、两个跨国学术合作组织成功的基本条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合作成功的基本条件
1.工程教育的国际化挑战是双方合作的根本动力。工程教育改革与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系十分密切,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压力和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工程教育面临挑战,如何跟上外部环境对于工程教育内容、质量、实用性、技术及成绩的期望和要求?于是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MIT的联姻,看到了古老的剑桥大学从做先生到做学生的转变。MIT这样的世界顶尖大学凭借合作办学可以解决学额过剩、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密切同其他地区工业发展好重要关系、参与其他地区技术领袖的教育,同时宣扬其教育制度、文化和价值观。MIT作为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家培养基地,早已享誉世界,新加坡的大学则可借鉴其办学经验,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与声誉,争取学位认可。剑桥大学本身也是世界一流大学,至今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它和MIT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和引进MIT的实学精神与成功经验,提升大学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为国家发展服务。2.政府资助为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的资助首先是经费的资助,无论是联合体还是研究院都得到了政府的巨额资助,新加坡政府大力资助5亿美元,而英国政府的投入是6800万英镑。另外,大学之间的合作势必会涉及人员流动、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调整、学分与学位承认等问题,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则会寸步难行。
3.信息技术与网络发展是合作的必要条件。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的发展,全国性、地区性和世界性网络的形成,使国际间知识与技术的传播瞬间可成,为开展跨国、跨校合作提供了条件。新加坡-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体被称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全球合作组织。它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由远程教育技术、网络学习和其他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使用为支撑的全球教育与研究新范例。剑桥大学合作项目中的远程教育部分就是以新加坡合作中获得的经验为基础而建的。
(二)对我国的启示
1.教育管理者要树立大学(特别是工科类大学)为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而努力的办学理念。前文所述及的两个合作组织将国家竞争力、大学、高等工程教育三个主题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组织的目标来看:一个是要从全亚洲吸收高质量的工科优秀学生,以保证本国的经济和未来;另一个是为改善英国的竞争力、生产率与企业家精神而努力。参与合作的4所大学皆是3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剑桥和MIT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他们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并基于此成为世界领先的教育与研究中心。反过来,新加坡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与巨额资助又为合作成功提供了基础。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目标,这要求我国大学确立与拓展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功能。以工程教育为特长的高校必须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人才资源构筑自身特色,主动为工业和社会提供知识与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树立大学为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而努力的办学理念。
2.利用全球工程教育资源培养我国优秀工程人才。MIT的合作者看重的是其世界一流的办学水平,合作者希望在校际合作的基础上,和MIT建立交流合作关系,推进本校乃至国家的工程教育和研究,同时使本校的学生有机会受益于MIT的文化及创新创业精神。对于MIT来说,合作为它提供了机会参与欧洲和亚洲技术领袖的教育、发展两个地区的工业关系。
近年来西方国家由于工科生源严重不足,导致工程教育的衰退和工程人才的稀缺,而我国却具有最大的工科类生源。2009年我国普通高校工科在校学生数约672万,这是我国工程教育的财富。我们应当积极引进和利用国外工程教育的优质资源,开展持续性强、惠及面广的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使我国的工程教育尽快与国际发达国家接轨,实现国际化,使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转变成为工程教育强国。
3.工程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要坚持“强强合作”,并根据国情建立适宜的合作机制。所谓“强强合作”,主要体现在合作对象强,尽力和国际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如果说“新加坡-麻省理工联合体”还有“输出模式”的味道,共同合作希望发展出一套交互式、以研究为主的工程教育计划与课程,那么“剑桥-麻省理工研究院”则是名副其实的强强联合,二者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都期望对未来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强强合作”的进行需要依托合作项目或组织,使双方在教育和技术层面实现双赢。这样才能开展长期合作,并体现出合作的成果,因此适宜的合作机制非常重要。
文中两个跨国合作组织都是在政府、学校对教育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全面调查与综合考虑基础上,按照本国的国情、校情和(产业)实际需要探索建立的合作机制。我国在目前合作办学、共同开发、学生互换等项目的基础上,还可以探索新的形式和世界一流大学建立合作关系,迅速吸收国际工程教育科研与教学成果,更新课程与教材,提升工程教育质量。
【作者王雁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李智巧系浙江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