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前不久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对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加全面的要求。作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同样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功能的认识，增强其服务能力，全方位地开展社会服务。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谈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我们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纲要》在第二十一条提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这是对高校服务社会的总体要求，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主动”、一个是“全方位”。“主动”不够，是因为我们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究竟能不能为社会服务的认识还不到位。没有“全方位”，是因为我们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不要为社会服务的认识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说，长期以来，许多人对“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片面地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效益对立起来，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对立起来。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理论研究承担的是推进创新的使命，包括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通过不断创新为学科的发展、人类知识的推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作贡献。理论研究的成果经由一个先内化后外化的过程，对社会发挥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而应用对策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成果往往直接为企事业单位、政府实务部门所使用。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源”和“流”的关系，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当然就不会产生高水平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我们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主要针对的当下学术研究严重脱离实际、缺乏问题意识、学者社会责任和国家情怀淡薄的现状而言的。作为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它的价值在于，要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真正起到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任何孤芳自赏、自娱自乐、对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无任何贡献的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
政府资助设立的各类研究课题，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属于公共资源。作为课题的承担者要以推进创新和服务发展为使命，牢固树立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建立起全程研究观念，即立项是起点，结项是中点，实现学术研究成果向教材课程体系、公共文化产品、大众普及读物、党和政府的决策咨询等转化才是真正的“终点”。全程研究的观念要求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建立起现代的科研管理制度，从理论研究到成果转化，到市场推广，再到实效评估，形成一个完整的科研管理系统，切实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功效发挥出来。
二、推进产学研用结合，有条件地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产学研结合的理念已经提倡了许多年，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依然很低，这主要归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技术研发在第一环节选题时，就脱离了市场，使得技术转化先天不足；二是在转化环节上，没有根据应用的需要进行适当地调整，这就让很多成果不能实现转化，最终成为半拉子工程。《纲要》提出：“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把“用”引入“产学研”，强调“产学研用”结合，这就在理念上有了新的突破。恩格斯曾说过，一个市场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拉动技术进步。这句话直接反映了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过去“产学研”结合侧重于鼓励卖方主导的创新，而“产学研用”的提出，则让买方参与进来，更有利于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
在当今社会，如果将“产学研用”仅仅理解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理念，那就片面化了。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同样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要承载的是精英文化，文化产业对应的是大众文化，但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风靡全球的电影《魔戒（又名指环王）》、网络游戏《魔兽世界》，都是建立在英国著名的神话学者J.R.R.托尔金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电影《达芬奇密码》呈现的就是一个符号学研究的动态过程。据悉，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正在把叶朗教授和朱良志教授合著的《中国文化读本》转化成《中国文化大型电视纪录片》（六集）、100集的中国文化故事（动面版）。这些都是基于学术研究而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向文化产业转化的关键，在于抓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价值（象征价值、符号价值），形成版权以后，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应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文化产业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文化产业的辩证关系应该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原创内容和讲故事的能力，文化产业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多元的产业途径。问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的原创性生产，并不等于商品、市场和需求。我们要找到以市场为导向的好的结合点。高校在这方面大有作为，完全可以仿照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面向市场需求，建立起产学研用结合的文化产业孵化基地，以企业为主导，及时将优秀科研成果向文化产品转化。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与文化企业、相关产业部门建立良好的联系，敏锐捕捉市场信息，担当起“经纪人”角色。科研宏观管理部门，应该建立起公开的成果发布和展示平台。
三、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普及，提高公众人文素质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无疑需要有一大批专门的理论家、思想家以及学科领域的专家，需要产出一批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学术精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道理很简单，我们难以想象，没有公众科学素质、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够建成。而当今出版市场的现状，着实让人堪忧。据统计，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出版利润中，教材的比重都没有超过30℅，而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在美国多年来都是超过60℅，英国大众读物的产值占到50℅，日本更是高达80℅。相比之下，我国图书市场中教材教辅的产值比重一直超过70℅。
好的哲学社会科学通俗读物其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样一本普通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读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为他们所掌握和接受。到解放前的1949年就出版了32版，发行近百万册，受到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引导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另一个例子，就是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一套丛书——《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这套普及读物由国内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撰写，出版发行后，深受青少年读者欢迎，有的书几个月内多次再版，销量达二十多万册。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通俗读物应该由著名科学家、学术大家和名家来撰写。个中道理不言自明。但当代许多学者根本不屑为之，甚至认为，写这些“小书”贬低了自己的身份。殊不知，像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写过《统筹方法平话》、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写过《经典常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留英时写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等，这些通俗读物脍炙人口、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他们并没有因为写这些“小书”而降低在大家心目中的大家形象，反而更加引起我们的崇敬。其实，高水平的通俗读物也非一般学者所能为。没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文风，写出的东西根本难以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当前，要从改进成果评价入手，确立鲜明的导向，将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与广受大众欢迎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鼓励学术大家踏踏实实、心甘情愿地做普及读物的撰写工作，写出诸如《大众经济学》、《大众法学》这样的书来。
四、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
关于文化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越来越”作了高度概括：“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索，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发展文化、传播文化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根本途径。为此，《纲要》在“社会服务”中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
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推进文化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就为社会服务而言，研究成果普及仅是其中的方式之一。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视讲坛、文学诗歌、书画创作、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来体现。文化传播的另一层涵义，表现在推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上。这一点，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我们今天仍然不得不面对着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的强劲态势。如果不能形成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多年来，我们国家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存在严重赤字。根据2005年全国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统计：在引进的9382种图书来源国中，美国最多，有3932种；其次是英国，1647种；第三是中国台湾地区，1038种。全年共输出图书版权1434种，引进输出比例为6.5︰1，其中输往中国台湾地区669种，韩国304种，美国16种。这一状况还在延续，让人心忧，亟待改变。
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必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若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科学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同时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开放的姿态，以海纳百川的态度，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先进文化，就是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研究回答重大问题，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说服力；通过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转化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唯其如此，文化传播才具主体地位。
五、积极参与决策咨询，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
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近2000家。而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智库被认可，而美国这一数字是1777个。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智库无论数量和服务水平都不能满足党和政府的需求。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力军，能否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客观地讲，高校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众多学科的汇聚、充足的智力储备、研究上的独立性，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等是高校的优势所在，而能否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建言献策是否有现场感、实效性，则是高校的不足之处。这从“软实力”的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的一段回忆中可见一斑。他说：“政策圈的紧张步调并不允许广泛的阅读和细致的深思熟虑。大学的同事们常常送来三四十页纸的文章，认为可能对我有帮助，但这只能让我感到困惑和无奈。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快速浏览一下情报简报和政府文件而已——这些都是我的各位特别助手标注出来的，以备我每天可能有的一到两个小时的阅读所需。”约瑟夫·奈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要职，他的困惑，正反映了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风格。
基于这样的不同风格，高校科研机构应扬长避短，侧重于前瞻性研究，从长远角度提出政策性建议，发挥“思想库”功能，而政府的智库应侧重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体现出“智囊团”的作用。两种类型的智库在功能上形成互补。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的许多科研机构，特别是一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具备国家智库的实力和条件。《瞭望》周刊在2009年第4期刊登了以“中国智库”为专题的系列文章，评选出“中国主要决策咨询研究机构”43家，其中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且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从未来发展来看，重点研究应按照分类建设、分类评价的原则，分别以推进创新、服务发展为主线，使研究基地形成“服务型”和“研究型”两个体系。其中以应用研究对主的基地要面向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与国家区域发展规划对接，与部委行业联合共建，建设若干以买方评价为主导的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思想库作用。
【作者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成果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