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著有《零墨新笺》、《赤眉军》、《译余偶拾》等，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

　　一些爱好文史知识的年轻朋友要我写写治学“经验”。谈起“治学”，实在不敢当之至。我虽也爱好文史，过去也写过一些零七八碎的笔记，但大都是一时兴起，随手捡来的东西，说不上治学。

　　这里只能简单谈一谈过去读书经历过的道路，也许从中可以总结出几条个人经验和教训，不过对旁人不一定有用，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也不同。所以古人说“学我者病”。只要肯学，肯下功夫，每个人总是会摸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的。

　　我小时读书的条件很好，家里有不少先辈留下来的旧书，可以偷着自由翻看。这些各式各样的旧书，从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到明清近代的笔记小说，包括一些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梵天庐杂俎》等，还有整套的林译《说部丛书》，此外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

　　当时老家在天津每天傍晚还有小贩来喊卖“闲书”，可以叫到院子里来挑选，也可以租看，看完了过几天再还给他，内容都是些《施公案》、《彭公案》之类。这些东西同今天流行的通俗武侠小说差不多，看多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也可以增长一点社会知识。

　　我没有上过小学。家里给我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是个秀才。相当于别家孩子上小学的年纪，我就在家里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书。初读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十岁以后读“四书”然后是《诗经》、《书经》、《左传》。此外还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楚辞》，这些都是要背诵的。

　　我小时候记性不错，一般的书分段读个二三遍，就可以背下来了，所以并不感到吃力。老师只是把大意说一说，并不逐字逐句的教，所以有的书读完了，文字也并不完全懂，许多地方还是后来回忆乙起来，查了查书，才弄懂的。这种死背书的教学方法实在不足为训，只是小时背过的书，后来再回过头弄懂，至少不需要再翻找原文了。如果说这样有什么用处，其实不过如此。

　　上了中学以后，古文就放下来了。在初中时，兴趣主要是英文以及中外史地和自然科学知识声光化电之类，这与当时学校的条件有关。我上的是一个英国教会办的学校，所请的中文老师都不太高明，学生也不佩服。自然科学和中外史地方面的老师却都很不错。英文当然是好的，许多课本都是英国出版的，讲课也用英文。

　　到了高中阶段，我主要花时间在课外阅读方面。当时天津有两家外文书店，我经常去买书，看了不少外文书，因此兴趣也就转到西方文学方面去了。同时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廉士聪爱写一些旧体诗，我因此向他学习，也写了不少古诗。英文诗也试译过一些，同时也摹仿写过几首。

　　中学毕业时，家里同意让我去英国读大学。我决定考牛津大学，读希腊拉丁文学（后来又读了半年中古法国文学和一年多英国文学），因为原来没有学过希腊拉丁文，因此在伦敦先补习了一年多。

　　在这期间又读了不少书，不限于外国文学方面，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民俗学、心理学、哲学等等，对什么都有兴趣。也开始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回国以后，头几年是在内地教书，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外国的新书不容易看到，因此读书就限于中国文学方面。后来在重庆到一个国立编译馆做翻译工作。

　　编译馆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收藏了不少过去人编集的各种丛书，这样又读了不少文史杂集、笔记小说之类。由于一些偶然的条件和朋友们的鼓励和启发，开始写了一些有关文史考据和古代中外史地方面的笔记。但也没有在一些方面坚持研究下去，做出比较扎实的成果。

　　建国后这三十多年间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翻译工作方面，尤其是外文翻译方面，变成了完完全全的翻译匠。由于周围条件的限制以及各次政治运动的干扰，读书和补充各种文史知识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了。

　　聊以自慰的是搞文字翻译的时间多了，在这方面也算做出了一定成绩，但自己同一些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比较，总觉得自己做出的贡献太少，未免惭愧。

　　以上就是个人过去在文史方面读书经过的一个粗浅轮廓。至于谈体会或者说经验教训，我想有一点可能对别人也是适用的，就是在学习方法上，重要的一条是首先要启发学习者对某方面知识的兴趣，并且主要靠自学。

　　死背教条，死灌什么东西，增加许多上课时间，增加学习者的负担，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们教学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个学生被指定有一个或两个导师。

　　每星期只约定时间谈一、两小时，让导师了解一下这个星期读了哪些书，看看所写的短篇论文或笔记，指点一下，提供一些在所学方面需要读的书，此外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上午或下午愿意去听一些公开讲课也可以，不愿听课，去图书馆自己去读书也可以。

　　一般读书都在晚上到深夜，或找些同学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启发。我觉得这种启发式读书方法比坐在课堂里听许多课的死灌方法要好得多。其次就是博与专的问题，我认为开始读书，范围还是广泛一些为好。

　　当然像我个人经历那样，因为开头缺乏有人指导，个人兴趣又太广泛，搞的方面太杂一些，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浪费了不少时间，涉猎了许多可以不读的东西，但是学习的道路总是要自己摸索得来的。兴趣开头广泛一点总比一开头就专门研究一个小的方面要好一些。

　　另外一点就是，治学总要有一点“锲而不舍”的坚持精神。我除了搞外文翻译略有一点成绩而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有所涉猎，但都是浅尝辄止，无论在古今文史、或中西交通等方面，都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专著。这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供后学者参考，作为前车之鉴吧。

　　但是读书兴趣广泛一些，总不是一件坏的事，开头涉猎群书，总不免要杂一些。问题在于要先博后专。也许有人会说，天下学问那么多，怎么能读尽所有的书？实际上，读书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只要对一门学问感到兴趣，就会钻进去，把问题弄懂。

　　专门研究一行，觉得搞不清楚的时候，就要去看看其他方面的材料，天下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研究个文学方面的问题，往往要查一下当时的历史资料，也许还要研究下地理，也许还要点外文知识，也许还要研究一下古代和现代的天文立法、民间风俗习惯等等，有时甚至要一点自然科学常识。所以在治学上，广泛的知识总是必要的。

　　个人深感学疏才浅，现在年纪又比较大了，精力不如从前，许多过去想做的事都没有搞成，实在也说不出有什么治学经验，拉拉杂杂，就写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