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教授、长江学者）

摘要：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曾把他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并称，他们的功绩各有千秋。但是纵观历史，宋太祖赵匡胤是最不好嗜杀的君主。《宋史》评论宋太祖功绩时说：“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毛泽东曾把他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并称，他们的功绩各有千秋。但是纵观历史，宋太祖赵匡胤是最不好嗜杀的君主。下面讲述几个为人熟知的故事。

　　五代是一个“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代，将逐帅，帅逐主的兵变，司空见惯。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也是通过陈桥兵变夺得。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兵变，没有发生像郭威主导的澶州兵变那样混乱鼓噪、星散躲窜，几乎难以控制局面的场景，将士们只是露刃立于庭中，有人以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后，大家便罗拜于庭下，一派井然有序的模样。更为重要的是，五代兵变一个突出特征是纵容兵变士兵大掠府库和富豪之家，“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王公不免剧劫”（《画墁录》），每一场兵变都是一场浩劫，但是陈桥兵变发生时，赵匡胤大声对诸将说：“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士都应声“诺”，军容整齐地列队返回京师。因而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

　　赵匡胤登上皇帝位时，宋的周围北有北汉，南有两湖、南唐（江南）、吴越、后蜀、南汉、漳泉等割据政权并存。赵匡胤继承周世宗统一南北的遗志，数度出师南方诸国，但宋太祖特别嘱咐将帅不得滥杀无辜。据记载，乾德伐蜀之役，赵匡胤听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斩之。近臣营救颇切，上（太祖）流涕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乾德五年（967）削平后蜀，率军出征的王全斌等人因“贪残无厌，杀戮非罪，稽于偃革，职尔玩兵”遭到降职处分。也有传说，宋军平定后蜀，宋太祖命将士将蜀主孟昶押送到京师，大将曹彬曾秘密上疏：“孟昶在蜀国称王三十年，而蜀道千里”，为防夜长梦多，发生变故，建议把孟昶的一班文武大臣都杀了，赵匡胤看后批文说：“汝好雀儿肠肚。”（《后山丛谈》）开宝年间，曹彬率宋师征伐江南（南唐）兵围金陵，宋太祖曾数遣使者“勿伤金陵城中人”，“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东轩笔录》）太祖一朝战败的割据政权的降主大臣都保全了性命。对此，南宋后期人吕中曾慨叹“自古平乱之主，其视降王不啻仇雠，而我太祖待之极其恩礼……自古共取之主，其视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抚，江南兴师，不戮一人。平蜀多杀，每以为恨……”（《宋大事记讲义》）不用讳言，这段话显有溢美之意，但相对唐末五代视人命如草芥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之后朝代更换大致经历了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兵变三种形式，新君主坐定江山后如何处置功臣，揆诸史实，一般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即司马迁所谓“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而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是不多的例外，让当年的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权的重臣“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结果使得拜把子兄弟和握有兵权的重臣在饮完酒的第二天纷纷要求解除兵权。据近人考证，“杯酒释兵权”的真实受到质疑，也就是说夺兵权确有其事，而并非是在酒席上进行的，但从宋初夺兵权的历史过程和宋太祖的行事风格及其嗜酒的特点来讲，这个故事渲染宋太祖不杀功臣的主旨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且从史籍上看，太祖时期有不少国家大事、方针政策是在酒宴上决定的。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故事更是历史的美谈。据陆游《避暑漫抄》载，宋太祖曾在建隆三年，秘密立下一个誓碑，并留有密诏，自他百年之后，新君即位都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誓词“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先生首先注意到宋代文献有关宋太祖于太庙立有不杀上书言事大臣的誓碑的记载，并撰写《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一文予以考辨，认为太祖誓约最初见于曹勋《北狩见闻录》，而有关誓碑的故事仅见于题名陆游的《避暑漫抄》，故推断“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显然张先生并未否认太祖誓约的存在，且谓“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惟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改革开放以后，士大夫政治受到宋史学界关注，宋太祖立誓碑被重新提出来讨论，且形成了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意见。不过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是否相信太祖誓约及誓碑的真实性，有一点在宋史学界可以说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普遍承认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确实存在着“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那么，为何宋太祖赵匡胤在结束动荡走向治安的大变局时代，能够采取不同于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用铁血政治的手段或方法呢？这可以有许多原因去探究，但是其中与宋太祖的恻隐之心分不开。

　　什么是恻隐之心？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孟子所言“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时说：“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别人的不幸表示同情、怜悯，而心有所不忍，见到遭受灾祸或不幸的人产生同情之心。

　　宋太祖即位前亲身经历了后晋、后汉、后周诸朝的动乱，目睹了因兵变乃至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悲惨景象。宋人朱弁曾记述这样一个故事：“山阴郡城有金子巷，莫晓其得名之意。予见郡人言父老相传，太祖皇帝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师，逾时不下。既克，世宗命其屠城。太祖至此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外，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恻然为反，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岁久语伪，遂以为金而少有知者。”（《曲洧旧闻》）这段故事说明宋太祖在举起屠刀之时，尚没有完全丧失良知，这也正是他与五代武夫悍将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他掌握政权后，能够施行一些仁政也绝不是偶然的。开宝八年（975），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免于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宋太祖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慨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先王用刑，盖不获已，何近代宪网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宋史·刑法志》）

　　对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于宋人心有戚戚焉。今传陈桥兵变故事在原始记载中，宋太祖的弟弟赵匡义并不是陈桥兵变的主要参与者，但是宋太宗赵匡义的儿子赵恒即皇帝位后，新改的《太祖实录》添加了许多太宗的成分，尤其是把太祖约法士兵“禁剽劫都城”这一陈桥兵变不同于五代兵变最重要之举，归为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再后来程颐将“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列为宋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中的两件大事。可见，这种由恻隐之心所驱动的不杀无辜之举得到宋朝史官、士大夫和思想家的普遍赞同。

　　宋人普遍赞同为政要有恻隐之心，主要导源于孟子思想。而孟子升格运动是唐中叶以后经学思想发展的一大景观，也使得中国古代思想逐渐进入孔孟并称的时代。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将孔子提出的儒家政治伦理核心概念仁、义、礼，延伸为仁、义、礼、智，且与人心所固有的“善”联系起来，给儒家政治思想注入鲜活的新内容。孟子的思想对后世特别是对宋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蒙文通先生说：“孟子之学，主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究心于社会事业者少。宋儒则反是，于政、刑、兵、赋之事，谓‘在治人不在治法’。其论史于钱、谷、兵、刑之故，亦谓‘则有司存’，而谆谆于社会教养之道。”北南宋思想家的代表王安石、朱熹对孟子的不忍人之政有深刻理解。《河南程氏外书》记载说：“王介甫为舍人时，有《杂说》行于时，其粹处有曰：‘莫大之恶，成于斯须不忍。’”（蒙文通《儒学五论·宋明之社会设计》）朱熹临终时最为看重的著作是几易其稿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对孟子思想的阐发自不待言。

　　宋朝及后世历代的史官大都认为宋朝以仁治世，“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这虽有溢美之嫌，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对鳏寡孤独弱势群体的救助，汉唐不能及，元明清没有超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宋史》评论宋太祖功绩时说：“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