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小说和随笔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致力于思想史及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赫德的情人》《让良知自由：王阳明自画像》《万镜楼》《历史碎影》等作品。
美学乃伦理学之母
2014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好书发布后，我对该报的朋友说，有两部新书因年底才出，许多榜单有遗珠之憾，一本是裴士锋《太平天国之秋》，一本是布罗茨基《小于一》。今年上海译文社趁着《小于一》的良好走势，推出了布罗茨基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2015年4月版）。全书21篇，细分有回忆录、旅行笔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文类，其叙事之繁复，有如帕慕克描述过的细密画，而其细腻、规整、韵律感，又非诗学大家不可为。尤其是其中有关诗与散文的言说，正是打开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布罗茨基如是申明一个诗人的伦理学观点：美学即伦理学之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这可以视作布罗茨基面对世界的立场，一个诗人的立场。
给心一个位置
2005年写过一个关于王阳明的小长篇《岩中花树》后，经常会有人找我谈王阳明。年中，重庆出版社出推出了冈田武彦先生的三卷本《王阳明大传》（重庆出版社2015年2月版），责编女士寄来了书，要我做些推荐。
中国传统思想家，从孔子时代起，都是向后看的，他们对传说中的三王时代的政治和纲常伦理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总觉得当世是礼乐崩坏了的，最好就是回到那个传说中的年代，所以人家向孔子问礼，他说“吾从周，吾从周”。王阳明无法超越这个大背景，他不可能重建一套话语体系。但为什么作为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他能奇峰突起呢？他在27岁那年检讨人生，说自己“初溺于游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辞章诗文、神仙之习、黄老佛家。游侠是春秋的风习，骑射是战国的武力，辞章诗文对应两汉，神仙、黄老和佛家，则是魏晋以降的风习，他实际上是以一己之身，完整演绎了一遍华夏文明史。“致良知”的思想学说由他发韧，离不开他独特的、跌宕的人生轨迹，尤其是人生困境中的自拔，也离不开他思想和学养的积累。这是一次儒学的内部中兴，一种向内转的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改良，这种改良的实质就是给心一个位置，给能动性一个位置，“尔心底一点良知，便是尔自家的准则”。冈田的书很好地传达出了这一心学精髓发生、发展、及至大成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可作“信史”来读。
创造灵魂的那些人走了
2015年，有几个喜爱的作家离开了这个世界。4月13日，87岁的君特·格拉斯去世，同日去世的还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加莱亚诺。一直以为我和格拉斯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死讯告诉我，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个作家的伟大不只在于唱碎玻璃或在五条裙子下作爱的想像力，更在于启蒙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我曾经像喜欢《铁皮鼓》一样喜欢他的回忆录《剥洋葱》。
7月21日，84岁的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在纽约去世，广州一家读书杂志的稿约，让我有了机会回顾将近20年读他的历程。套用一句话说，在1997年夏天阅读了《拉格泰姆时代》后，我可以宣称与多克托罗及他的作品有一种很私密的关系了。书是收在译林出版社“后现代主义文学丛书”里的一种，封面好像是好莱坞某种老电影的剧照。一个县城里的青年小说家找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来看，完全是一桩意外，他根本不知道E .L.Doctorow是何方神圣。他或许只是想看看一种别样的人生，或许是寻找写作的灵感。他没有想到，此后对这个作家会有将近二十年的持续关注。
在我刚刚出版的《买办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跋里，我引述了多克托罗的一句话，写作“就像在夜里开车，你永远只能看到车灯那么远，但你能这样开完全程”。他是一个洞悉写作秘密的人，他知道灵魂如何被创造。现在，这个创造灵魂的人已经走了，他的新工作，或许就是去记录天堂里的声音。
古代士大夫的伦理生活
今年秋天，赵园先生清癯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是她的《家人父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出版后不久。赵园先生是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明清士人世界，她以文学对人的关怀进入思想史，这一治学经验是她迥异于从史到史的其他学者的。此书取材，和她先前的著述一样，大多从明人文集及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日记等抉取资料，从中读出人情，使我们得以一窥士大夫的家居情景、伦理生活与情感世界。
此书附录赵园去年在香港中大的讲演，可知她目前用力尤勤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由伦理的方面加以考察”，已经完成初稿的，“有关于‘文革’中人伦的变与常，关于私人信件、日记在‘文革’中，关于‘文革’之于私人财产与公共财物的分析”，其内在的研究理路，还是她一以贯之的对“人”的观照与关怀。
人的情感的历史
今年的诺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估计中国的媒体第一时间也是瞬间木掉了。我从豆瓣还有什么地方读了她一些作品的片断。我读了，不响了，不再为村上春树叫屈。我觉得，他今年输给这个白俄老太太没什么好说的。上个月九州出版社的朋友来宁波，带给我老太太的三本书。断断续续读了，很受刺激。她对战争、灾难的呈现，太残酷，也太真实了。
她有一本书《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写阿富汗战争，苏联每年出动10万士兵进入阿富汗，那些阵亡者被装在小小的锌皮棺材里运回国。当局欺骗说，这些阵亡的孩子是参加阿富汗的社会主义建设，修路造房子工伤死的，开心了喝酒喝死的。她里面写一个战后归来的士兵，“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背心，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走在大街上”。还有，“子弹穿入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听见轻轻的击水声”。
她还有一本写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花城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新闻是这样叙述这一事件的：“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顿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她选择了让一名女性说：“我丈夫回家，把消防帽扔给儿子，不久后，我儿子得了脑癌死了。”前者是苍白的新闻体，看不到人，后者的表述是文学的。
她写他们的相信与不相信，写他们的幻觉、希望与恐惧，她写的不止是枯燥的事件的历史，而是“人的情感的历史”。这种勇气和担当，是足以让中国作家惭愧的。
除了道德意义上的这种担当之外，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大的贡献是丰富了文学自身。她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她说她是人们的耳朵。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的新传统。长久以来，正统的文学观都以为文学是杜撰出一些人物、情景、故事，以为虚构是达至文学真实的唯一路径，该是到了检讨和修正这种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