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历史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代表作品：《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等。
断简之一：三年一箱书
三十五年前的秋天，我离开城市去当农民。记得那天下雨，天色沉甸甸的，阴云好像扯也扯不开，风卷着细雨斜斜地漫过来，空气中就有一种忧郁。我告别家人的时候，并不像徐志摩告别康桥那么轻松，“挥一挥衣袖,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带的东西很沉很沉，左手提着足以过冬的行李卷，右手拎着一个很重的樟木箱。
箱里装的，是我后三年天天翻看的书，现在想想，还记得的书里面，有一套说不清楚什么版本的《石头记》，因为书前书后各缺了好几页，不过，后来三年里它成了我的镇箱之宝，在那个年代里，“夜深挑灯看禁书”，没有革命说教的书反而“奇货可居”似的身价百倍。有半套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史》，说半套太夸张，其实三册里只有一册，还缺了好几页。还有两本封面已经看不清楚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本《宋元学案》只是半部，其实还缺了卷五十一以下的一册。此外，还有当时年轻人最爱读的三部英雄主义小说《斯巴达克思》、《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的三年里面，这些书成了我煤油灯下的伴侣，在阅读中，我可以时而很革命地想象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仿佛“不窥牖，知天下”；时而很哀婉地想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被一首《葬花辞》借去半天的心思；时而又被历史挟裹着情绪沉浮，快意地念诵着“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和杜甫一起经历大喜大悲。
在那个时候，这些很稀罕的书也是可以互相借的，毕竟都是同命运的人，所以一千多天里面，这些书被周围二三十里的朋友借来借去，从这一寨子到那一寨子，渐渐越借越少，直到有一天，它们终于再也找不见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离开了那个一千天与我日日相伴的苗民和苗寨。
走的那天，天还是下雨，天色仍然沉甸甸的，我左手拎的还是那个行李卷，右手拎的还是那个樟木箱，可是箱子却变得很轻，书已经没有了，那一行行的字、一首首诗和一个个故事，化成文字的精魂驻扎在心里。
断简之二：书林穿行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从贵州考进了北京大学。也许是读大学时，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缘故罢，那时候的人，仿佛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我可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勤快的读者。那时北大的学生好幸运，学生的借书证，居然可以借出十函线装书。于是，绝不让它有半天的闲置，每次到图书馆去，都是用网兜扛出一大堆来，几天以后，匆匆地又扛一大堆去还，害得图书馆员支起老花眼镜，从镜框上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心想，到底这家伙是真的看，还是借来还去，扮演狗熊掰棒子的把戏作作样子？其实，怎么会是做样子？那个时候，看书好像疯了一样，在苗寨昏暗的煤油灯摇曳之下，也能看他个三五小时，何况是在大学宿舍明亮的日光灯下！
常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穿行。那个时候，好多线装古书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翻看过了，上面积满的灰尘常常会让人喷嚏连连，苦不堪言。不过，看书，看古书，看没有人看的古书仍然是一种愉悦。除了看书的愉快，也有过意外的发现，放在尘封已久的书库里的书中，有时会夹了一些名人当年偶尔遗忘在书中的便条和书简。这些便条或书简夹在书里几十年，也把往事尘封了半世纪，被我偶然地撞见，常常让我有寻宝得宝的惊喜。一次，看到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先生当年给胡适的信，信上卑躬屈膝地央求胡适，能否给刚刚毕业的他找个差事，顿时让我想起后来他严词批判胡适的事情，不由得产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但稍稍也有一些窥破人心后不够厚道的窃喜。
看书也有怅然若失的时候，我当时重点看宋人文集，自以为看得前无古人地多，但当年北大图书馆所藏很多宋人文集的借书签上，却都签有“钱锺书”三个字，也许是当年他做《宋诗选注》时的记录，这让我仿佛有“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直到翻得一册没有钱先生题字的书，才嘘出一口气，好像发现一部钱先生没有看过的宋人文集，也仿佛是一个大发现似的。不过，这种发现似乎不太多，这时才体会到前辈学者读书范围的广大。
在这种阅读中过了二十五年，渐渐地没有了炫博争胜的念头，只是仍然一本一本地看。看书成为一种习惯，习惯如果很顽固，就仿佛上瘾，“瘾”这个字用了“病”字作偏旁，真是有它的道理。妻子打趣说，现在我好像一天不看书，就好像烟鬼没有烟抽一样，觉得欠欠的，心里好像空了一块儿。书林中的穿行，似乎成了日常功课，纸上的旅游，往往比地上的旅游更开心。今年到台湾大学来，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因为这里有当年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购置的好多日本早期杂志，在密集书库中一本一本翻，扑面而来的是旧时纸张油墨放久了以后特有的微微霉味，在这种气味中我想起百年以前的往事，不免又随着历史重走一遭。
断简之三：旅游、围猎和侦探
说到阅读，陆续想起来三个比喻。
先想到的一个，是参加旅行社的旅游者，一大队人由导游带着在书林里浏览随喜，读不读得到好书要看导游是否尽心。不必太怀疑这种导游的意图，旅行社的导游大都有一个固定的套数，成了套数的路线选的是公认的景致，虽然未必真实，却总是大致不差地让你满足“到此一游”的愿望。跟着学术导游和导读走，这是普通读书人的路数，看看历来的“导读书目”，也看看年年要评的“十大好书”、“必读书单”，想起的是梁启超、胡适之这些人开出的“最低限度阅读书目”，虽然让鲁迅狠狠地挖苦一通，但是这些青年导师大体上并不是有意害人的人，不妨跟着走上一趟。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前两年就当过这样的角色。有一次是应邀给暑假读书郎开书目，想了很久才知识与兴趣兼顾地开出十一种（不知道为什么是“十一”）。想了很久，说明我还是真心实意地想贡献一些经验。不过，套用胡适之的一句话，读书被人牵了鼻子走，终究不是好汉，所以更上一层的，是读者自己在书海里寻觅，于是，这里就有了第二个比喻，就是猎场秋狩的打猎人。看英国人打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大概就像当年我们清朝八旗的木兰围猎罢，大规模地包围和驱赶，虽然不像殷墟卜辞和《逸周书》里记载的每次都能猎获若干虎鹿，但总是可以寻到一些狐兔。这比喻的是自己到图书馆去访书，或者到旧书摊里寻书，整日价地穿行在图书的密林里面，有时眼睛一亮，找到三两种喜欢的书或者有用的书，有了收获，便掌得胜鼓而去，一骑绝尘。
这是最愉快的阅读者，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兴趣是唯一的指标，愉快是最后的收获。但是，对于我们这种职业读书人来说，那仿佛是奢侈的阅读，绝不是我们这种专业的阅读者。那么，我们是什么读者呢？这里就有了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这种阅读者仿佛是专门职业的侦探。左抽右绎，上下求索，当年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找破案的线索，于是阁楼上翻翻，弄得满身尘土，垃圾里找找，惹得一团臭气，找到了兴高采烈，找不到垂头丧气。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柏林寺的图书馆看清代所刻的旧书，外面雪花飘飘，屋里煤气熏人，偏偏翻的书里虫眼伴着霉味，让人直打喷嚏，八小时过去，天色擦黑，却没有找到半个线索，于是这一天心情郁闷。
断简之四：书事记幸
心情郁闷固然免不了，但是意外惊喜也不少。侦探式的阅读，常常已经进入专业研究，专业研究其实是苦事，因为它必须锱铢必较，寻头觅缝，把赏心乐事变成自我折磨，把养情怡性变成智力考校，人与书过不去似的想穿透纸背。唯一的愉快，就是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时候，突然“得来全不费工夫”地找到线索，使案情豁然开朗。
说起来，像古典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以精密的语文学文献学推翻“君士坦丁封赐”（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历史、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ion）从阿布辛勒神庙铭文破译埃及古文字从而打开古埃及大门，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常有的事情。不过，侦探式的阅读者也常常有意外的惊喜。我自己记得很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法式善的文集中偶然发现内府《全唐文》的线索，从而步步推演，顺藤摸瓜，确定现在的清朝官修《全唐文》原来借用了海宁陈氏早年编的《唐文》为底本，并不全是清朝官方学者的辛劳。那是20年前的事情，刚刚出道就有所斩获，这让我至今感到很得意。一次是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图书馆发现王国维先生《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的手稿，从而知道近代学术史上这篇最著名的论文，现在通行的版本都没有后面的《余论》，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这篇《余论》的存在，然而他送给内藤湖南的这份手稿后面，却附有这一段思考很深的文字，顿时让人明白，其实看似细碎的考据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支撑，看似传统的方法背后有极现代的想法，这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因缘。记得刚刚看到那手稿的时候，高兴得仿佛掘到金矿。
混杂着艰辛和愉悦，时而心烦意乱，时而兴奋莫名，有时面对书山厌烦得几乎无法继续下去，但是有时又如瘾君子一样对书本恋恋不舍。可是阅读就是“命”，“命”可以有很多种含义，它是“命运”，也是“宿命”。人有时是很奇怪的，视作“生命”的东西，有时未必是最快乐的，相反有时它好像是折磨人的，“偏偏是你冤家，磨得人好苦，却是唤作相思”，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侦探式阅读者的精神，大体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