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书的文化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英文版）、《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中西文学的徊想》、《上海摩登》、《寻回香港文化》、《世纪末呓语》等。

　　前年六月我在上海作研究，并重访施蛰存先生，畅谈甚欢。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卅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我从文学作品开始，逐渐牵连到上海的都市文明，诸如建筑、电影娱乐，甚至当时的舞厅和百货公司都在我研究之列。施先生多年来对我谆谆教诲，提供了不少资料，使我获益良多，特别有关《现代》杂志的种种典故和史实，施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万有文库”，令我多年来感激不尽，但又因种种原因我的研究成果至今尚未出版，因而未能送请施先生指教。

　　然而有一样“宝物”却是施先生从未向我提起却被我偶然发现的——他的外文藏书。

　　前年六月，在拜访施先生之后，我逛到一家小书店，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开的，他知道我是施先生的朋友，就带我走进店内的小库房，内中堆了一批外文书，英、法、德三国语文俱全，据说都是施先生的藏书，在此廉价出卖，但问津的顾客并不多。我略略翻阅之后，不禁大吃一惊，这简直是我在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而竟然忽略的东西。施先生在卅年代除了编辑《现代》杂志和其他刊物外，也以小说创作震撼文坛。他当年小说的特色，除了运用大量心理学之外，就是他作品中繁多的西洋典故，譬如法国大师萨德（Marquis de Sade）以虐待狂学说著称，施先生可能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位把他的理论运用在小说《石秀》中，这一点同行皆甚熟悉。可是还有其他典籍，如《魔道》中所述的《古代波斯宗教》、《性欲犯罪档案》、《英诗残珍》。我曾就此几种书名逐一向他请教，他说这些皆非杜撰，都是真的书，他当年买了很多书，有些是从旧书店里买来的。当然，所有的读书人皆好书，但卅年代作家中像施先生如此好书而且购置西书的人，恐怕不算多罢。我早知道施先生买过不少书，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藏书竟然保存到现在！下列几本是我如获至宝从上海那家小书店买来的。

　　《法文初览》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印行，一九二四年。据说这本文法书就是当年戴望舒在震旦所读的，当然意义匪浅。内中举例中法对照，譬如：Les Oiseaux volent dans les airs右边中文是“鸟飞空际”；Ils éclatent en saglots译为“彼等号泣”等，饶有风趣。

　　《Fraulein Else》，德文版，显尼志勒（A.Schnitzler）著，柏林一出版公司印行，一九二六年，我不懂德文，从图书馆借英文译文读，不知道显尼志勒首创以女主角独白的手法，贯穿整个故事。此书施先生译过，可能从英文版译出。

　　《Leutnant Gustl》，也是德文版，显尼志勒著，书名应译为《古斯塔少尉》，柏林某书店一九一九年版。此为旧书，因书页有洋人签名，并注一九二五年。我拿英文本来读，发现全部故事由男主人翁内心独白叙述，施先生也曾向我提过此书。不禁恍然大悟：施先生当年写的小说如《巴黎大戏院》、《四喜子的生日》等，也是全文用内心独白，独树一帜，原来出处在此。

　　《Poems，1909—1925》，艾略特（T.S.Eliot）著，英国Farber＆Farber公司一九二五年初版。书前页有施先生印，当属珍品。翻开第一首诗就是我最喜爱的《普鲁福洛克恋歌》。施先生这么早就接触到西方现代诗，令人敬佩。我是六十年代初才听到艾略特的大名。

　　《Daybreak》（黎明），显尼志勒著，英文版，美国出版，一九二七年。这本书内页有《施蛰存藏书》，并有一行字被划掉：“读了觉得赌钱究竟有意思”，不知是谁所写。想当年施先生可能收集了显氏的所有作品，而施先生的《善女人行品》集子中似乎也有显氏笔法的影子。

　　《Selected Essays》，Havelock Ellis著，英国人人图书馆印行，一九三〇年。此书内有施先生的书页和签名，序文有红、蓝色铅笔线，可见施先生读过。这本集子收集的不是性学理论，而是几篇谈哲学和宗教家的文章。

　　《Le Nuage dans le Pantalon》（裤子中云），马雅柯夫斯基著，法文版。书前页注有“莪伽买在巴黎，三拾年秋”字样，莪伽应是艾青的笔名，这本小册子竟然流传到我手中，恐怕艾老在世时也记不得买过这本书了。不过他当年受马雅柯夫斯基的影响，却是事实。

　　以上是随便在我廉价购得的施先生藏书中选出的几本。此外尚有不少法文和英文的诗集，马拉美·阿波里纳尔、奥登·狄克孙、艾洛瓦等，应有尽有。还有一本《Ancient Egyptian Legends》（古埃及神话），又使我不禁想起施先生的《魔道》中说起的古代的王妃的木乃伊来。故事虽然荒诞，但仍有出处，可能就是这本。这些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多已破损不堪，但我却把玩甚久，恋恋不舍。施先生那一代作家的国际视野，大多由书本得来，而这些“文本”，也直接走进了他小说的文本。文学理论上所谓文本互相指涉的说法，在此得到实证。然而，这些书的意义不仅如此，它所反映的是卅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一般人往往视上海为十里洋场的罪恶之渊，却不知上海也是书籍杂志充斥的市场，全世界的书几乎都可以买到，而买不到的可以订购，书到后才付款。四马路是书店聚集之地，尽人皆知，但西书的旧书店，却必须行家才可探其幽径了。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中就有一篇文章，《旧书店》，内中提到外滩沙逊房子里的一家和愚园路的一家，皆为古书店（Rarc Books），主人识货，价格高，但卡德路的民九社、北四川路的添福记和其他许多西书摊，却是寻宝之处，叶先生最难忘怀的是在添福记廉价买到巴黎版的乔伊斯的《优力栖斯》，说这个书店的老板时常醉酒，“看了是纸面毛边，竟当作普通书，用了使人不能相信的一块四毛钱的贱价卖给了我。”（《读书随笔》第一集，第一三八页）他又提到那些回国的外国侨民，照例在启程之前将家里的东西委托拍卖行派人来就地拍卖，也包括珍本书，叶先生就曾买到不少好书（同书二七七——二七八页）。徐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江南小镇》中说上海的文人每天主要作的是两件事，跑书店和喝下午茶（一〇四页），他“在施蛰存的指引下，一起去商务印书馆的外文部看书，并买下了一本《林德赛诗选集》，爱不释手。当即译了一首，寄给《现代》发表，多年以来，他视之为初登文坛的处女作（《江南小镇》，第一〇九——一一二页）。

　　这一种书的文化，很自然地可以推广到报章杂志。据施先生所述，当时他们喜欢看的英文文学杂志就不下七八种，从最通俗的《浮华世界》（Vanity Fair）和《星期六评论》到艾略特自己编的（Scrutiny》，都时常阅读。《浮华世界》是本装订精美的杂志，其中的汽车和时装的广告极尽浮华的能事，但设计也采用不少装饰艺术（Art Deco）的线条，非但使上海读者望洋兴叹，而且也顺便读到不少名人的文章，保罗穆杭（Paul Morand）就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游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内中的漫画，大多出自墨西哥画家Miguel Couarrubias（1904—1957）之手，张光年深受其影响，而后来张氏兄弟和邵洵美合办《现代漫画》杂志，为中国艺术开创一条新路。这些都直接和上海都会生活中的“阅读习惯”有关。在这方面的研究我却是初出道，如果继续挖掘下去，当可发现更多中西文化的联系（譬如《点石斋画报》和《东方杂志》中的部分材料可能采自美国的另一种通俗杂志Mclure）。有一次在上海图书馆偶然看到叶灵凤编辑的《现代小说》，封面赫然出现了我的岳父保罗安格尔的照片，吃惊之余不禁感到这张照片似曾相识：当安格尔的第一本诗集出版时，纽约时报周日书评版曾以封面头条推介，后来安格尔把这一页特别放大挂在餐室的墙上，内中就是这张照片。显然叶灵凤在当年（一九三三年左右）就看过纽约时报，在没有国际知识权及版权的约束下，就把它原版转载到他的杂志上了。

　　从以上这些实例我得到几个浅显的结论：一、卅年代的上海非但是国际性都市，而且资讯发展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文学上现代主义的兴起，没有国际性的都市文化是不可能的。二、他山之石，非但可以攻错，而且可以转借来发展自己的创作。所以西方文学的影响，我认为不只是一种作家与作家或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更是一种物质文化交通的关系，印刷文物——杂志和书本——尤其重要。目前文学理论家大谈“文本”（text）阅读，甚至将之提升到抽象得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文本有其物质基础——书本，而书本是一种印刷品，是和印刷文化联成一气的，不应该把个别“文本”从书本和印刷文化中抽离，否则无法观其全貌。当然，我的研究法属于文化史方面，与法国学者Roger Chartier有类似之处。三、卅年代的作家并非在亭子间妄想后就能创作，也不一定和穆时英一样到舞场去体验生活。他们大多都是读书人，有的更是藏书家。施蛰存先生的例子，非但令学者敬仰，恐怕也会使一些不学无术仅靠个人“天才”出名的作家汗颜。四、难道中国没有一个图书馆愿意收购施先生的藏书。而如今西文旧书（特别是德、法文）竟无人问津，真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今日上海不设有一个西文旧书的琉璃厂？甘一世纪也许是中国人的天下，但甘一世纪的中国人仍然要读书——而且中西文的书皆要读，和卅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五、最近去世的俄国诗人布洛斯基，为了宣扬诗歌的重要性，曾建议美国各旅馆除圣经外各置一部诗集任人阅读，可惜此项建议被视为异想天开，未受重视。我权且越俎代庖，建议中国每家旅馆餐馆皆设置每日一书，任由顾客阅读，如新书缺货的话，珍贵的旧书更好。此项业务也可由《读书》杂志统筹办理。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开放各图书馆的书库，让读书人有书读。图书馆绝对应该为人民服务。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九日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