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纸裙子》,小说集《纸灯笼》《碎花地毯》《腾空的屋子》,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等作品。
现在的写作,正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现场。一方面,自媒体的出现,让作品发表更加容易;另外一方面,由于泥沙俱下海量般的信息,使好作品变得越来越难被发现,因此也让很多作者更加焦躁不安。
如果单从技术上看,由于开放所带来的各种新的观念和技巧,正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小说创作。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过去丰富多了,也好看多了,确实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这一点,即使不能肯定地说我们的小说创作正在赶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但是如果作一个纵向比较,可以看出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
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讨论小说,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这个最现实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深深垫在小说底下的“文化因素”,或者说是文化土壤。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蔓延在国人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急功近利的现实环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小说创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产生的说教式的创作意图,到现在也没有根除。过去是图解政治,现在是图解社会现象,很少有真正沉入“进去”的作品,浮面化、标签化的创作充斥市场。即使是远离政治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个观念先行的东西。这何尝不是一种“政治”?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创作,有两个倾向性的东西必须要警惕。一个就是离生活太近,它几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无病呻吟,故意放大个人病态的感受以期引起别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个倾向就是离生活太远,既故作姿态,又语焉不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现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两种倾向的通病都是离心灵很远,即使他说的是所谓的心里话,那也是来自心脏。
一
毋庸置疑,对于专业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尤其重要,也许这就是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但是,这种理念造成一种现象:对前人作品的回顾,还没怎么说到内容,总是先说到什么什么手法,什么什么派。就像是江湖上的武术派别,门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当然,不管怎样,写作的确是另一种说话的方法——诚如周作人所言,是“风干的谈话”。既然是谈话,就要有谈话的艺术,或者叫“说功”,其实它的艺术旨趣恰恰也在这里。像相声一样,我们喜欢老派人说的相声,如侯宝林,马三立,他们完全是靠“说”来解决问题的,不动声色,暗藏玄机,包袱抖开让你喜不自禁。不像现在那些说相声的,什么都整到舞台上去。现在有的写作者也是如此,功夫都用在写作之外,怪力乱神、乌烟瘴气,生生把一件高尚的事情做成焚琴煮鹤的下作勾当。
也许无可厚非,也许不解风情,也许见惯不惊。极度发达的物质社会和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正在勾肩搭背、相互调情,这是我们所驱使的现代化迈进的一个新门槛。文学在物质化的世界里正在渐渐失宠,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虽然文学已经沦落到如此,但它绝对不会消失到无,更不能忽略不计。所以,作家的道义和责任感,有时候也反映在说话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态度在作品里显影。我们现在很少说起曾经影响中国几代人的俄罗斯作家,其实,像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尽管大多数述说的都是苦难,但我们从苦难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崇高的悲剧美、对人性不竭地追寻、对苦难宽容的态度,是俄罗斯文学的最伟大之处。他们虽然没有对个人的磨难置之不理,但绝对没有狭隘的谩骂和咬牙切齿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个人的苦难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悲愤,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刮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苍凉而又博大,有凛然的尊严,又有深长的意味。而不像我们的一些作家,对于苦难,我们理解成就是悲哀。我们的姿态比苦难本身还低,我们被苦难压迫着,根本无法超越它。我们靠描摹苦难的细节煽情。这不能显示我们的悲悯,充其量只是可怜,因为真正的悲悯是要有足够的尊严的——不管是悲悯者本人还是被关注的人,并且它是通过微笑来表达的,而不是咬牙切齿——而我们只会躺在自己的伤口上呻吟,把个人的痛苦看得高于一切,哪怕是隐私,也被戴上艺术的光环,靠自己的痛苦赚取市场和同情。如果是写社会的不平,肯定是“洪洞县里没好人”,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律该斩,生活在底层的全是圣洁的天使,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象征。人性在作品里被泯灭了,只有欲望、痛苦、邪恶和呻吟在那里脱窍而出,像一片片飘浮的磷火,模糊而又遥不可及。
好在中国作家群中也有坚守创作高地的作者,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孤独。比如石舒清,他的短篇小说不管是艺术水准还是思想性,在中国作家群里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尤其是《清水里的刀子》,这部小说我曾经应一家刊物之约做过全方位点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宗教情怀和清贫、善良、尊严的马子善一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极大的艺术冲击力,将会长久地引起我们心灵的震颤。
二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我后期的作品中切入社会的视角,受其影响很大。俄罗斯的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一生所探索的都是如何解脱人类的苦难,孜孜追寻人生的真谛,他被尊奉为“人类的良心”。他像基督一样的献身精神,其实也是广布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血液里的弥赛亚情结。100多年来时间的沉淀更说明了他的伟大——因为他热爱的,永远是劳动者和弱者,是善良的人。他述说的总是普遍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但是除了设身处地的怜悯和同情,没有置身事外的怨怼和骂街式的暴跳如雷。饱经磨难、忧心忡忡的俄罗斯,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在他的笔下,被浇灌成了一片充满生命力的森林和一株株傲岸的白桦树,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惟其热爱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会进而热爱整个世界。也因为对整个世界的爱,才赢得了世界对他的尊崇。他倡导的“勿以暴力抗恶”,虽然为那些所谓的革命家所不齿,但是历史和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饱经战乱,民不聊生,一个动荡的国度,遭殃的永远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另外一个被指责为不懂自己手艺的“天才的外行”是与托尔斯泰齐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哲般的思想、夸张的热情和手术刀式的分析,让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提心吊胆,就像穿行在阴森森的地狱里,几乎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是敏感的、偏执的、透着热情和悲愤的道德审判官。“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他用另一种方式爱着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为他们打开道义忏悔室的门,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心灵——只有看到自己的丑恶,才会是善行的开始。他喷涌的热情和冷静的思索,形成了作品跌宕的旋律,让我们因沉淀得太久而已经麻木的情感得到彻底的清洗。他一泻千里、泥沙俱下的叙述好像是直奔着黑暗、愚昧和压迫而来,而蕴涵的却是无尽的悲悯和热爱,也许还有忍从。他把俄罗斯民族的善良和残酷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个矛盾的民族,是个矛盾的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好像都不会被改变。
屠格涅夫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罗斯最懂得小说“经济和建造术”的作家。他的叙述方式既没有托尔斯泰那样恢弘,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邃。他是沉着的、冷静的和隐忍的。他用思想取代了情绪,用描写取代了陈述。他和被叙述者拉开了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他们,然后对他们的作为画龙点睛地做一些概括。他不愿意多说一句话,甚至多说一个字,那是贵族式的简洁和果断。他和托尔斯泰一样,并不是一个饱经苦难的人。但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使他失去爱和思想。他的悲哀既浸染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也沉淀着一个善良作家的艺术良知。他好像比任何人都关注普罗大众,但他的作品不是写给他们看的。他是写给他们以外的人看的,比如贵族,但一定是和他一样具有良知的贵族;比如那些闲适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然后让他们慢慢地感动,让他们知道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和不做什么。有一个时期,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这既因为他说了什么,也因为他什么都没说。
我所熟悉的中国作家里,对土地和人民爱得最深的当属陈忠实和李佩甫,他们的经历和写作经验也很接近——虽然都是多年生活在城市,但是作品几乎都埋在乡土里。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用生命奏响的一曲中国乡土文化挽歌,那种乡绅自恋自爱式的尊严的破灭,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缩影。而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的《生命册》,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延续,是农民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嬗变过程中所遭遇的精神蜕变。他们离乡背井进入陌生的城市,寻求出路、寻找价值。而在那里,农耕时代的道德,迎头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资本社会的摧残。在失措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
三
有时候,文学比哲学的啰唆事还多,它至少比哲学更不规范,所以这激起了很多人的发言欲望。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可真正对文学发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学、不爱文学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学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某种优越感,而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常常听人说,“某某的层次太低,我从来不看他的作品”。没道理可讲,既然从来不看人家的作品,怎么知道层次低?这虽然并不是光鲜的武器,但杀伤力却极大,往往成了这些人结束战斗的利器。当然,世界是平的,而且写作这种很通俗的手艺,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再加上网络各种平台和因话语权扩大化而造成的冲击,文学真的被熬成一锅“坚硬的稀粥”了。甚至有些“做文学”的人,市场意识很强,他们知道怎样跑马圈地,也知道靠传统的叙事方式无论如何也占不了上风。在他们的作品里,生活被一些琐碎的细节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刚刚泊来的口号)所堆砌,他们用后现代的东西演绎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没有了对人类的关注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到何时,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在目前急遽转型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些作家选择了沉默。我理解并尊重这一点,同时也觉得非常遗憾,既然选择了做一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原则和担当。
好在中国还有一大批作家,以极大的诚意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守望在文学的高原上,他们以自己的努力和实力,维护着文学的尊严。这是我们乐于见到的,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
很少有一个时代会像今天这样,经济发展异常迅猛,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而公众认知却混乱不堪。也不曾有过一个国家,像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么艰难。在波涛汹涌的生活面前,渐渐平复的心灵,虽然不会再有盲目的激情——理性使我们在生活里更真实了——但仍然有人会刻苦地写作。有人是为了生活,有人是为了爱生活,有人是为了诅咒生活。写作成了最便捷的话语方式,也成了最世俗的方式。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从来没有读过西方伟大经典的人,怎么可以妄称是受过教育呢?”这句来自上个世纪的文化箴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墓志铭呢?所以,对于每一个作者和读者而言,弄懂这句话,很重要,也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