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伯特兰·罗素(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代表作品：《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工作应当列为快乐的原因抑或不快乐的原因，也许尚属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烦人的，而过度的工作又是很痛苦的。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度，即使是最单调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比无所事事容易忍受。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纯解闷直到最深切的快慰，要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多数人所做的多数工作，其本身是乏味的，但即使是这类工作也有相当大的益处。首先，它们可以消磨一天中的许多时间，而无须你决定做什么。多数人一旦能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消磨他们的闲暇时，总是难以想出什么愉快的事情值得一做。无论他们决定做的是什么，他们总觉得还有一些更愉快的事情不曾去做，这个想法使他们十分懊恼。能够明智地安排闲暇是文明的最后产物，目前还很少有人达到这种水平。另外，选择本身便是令人厌烦的。除了主动性特强的人以外，人们总是乐于由别人告诉每小时应做之事，只要所要求的事情不是太不愉快就行。多数闲散的富人都在忍受着难以言喻的苦闷，仿佛在为免于苦役而付出代价。有时他们去非洲狩猎或周游世界，聊以排遣，但这类轰轰烈烈的事情是有限的，尤其在青春逝去之后。因此比较明智的富人都尽量工作，好像他们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着无数的琐碎之事，自信那些事情有着震撼世界的重要性。
人们所以渴望工作，主要是因为它可免除烦闷，一个人做着虽然乏味但是必要的工作时也会感到烦闷，但决不能和那种百无聊赖的烦闷相比。与工作的这种好处相关的，还有另一种好处，就是使得假日格外美妙。一个人只要没有过分辛苦的工作来消耗他的精力，定会对于自由的时间较之一个闲散的人有更加浓厚的兴致。
在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某些无报酬的工作中，第二种好处是它给人以成功和发展雄心的机会。在多数工作中，成功是以收入来衡量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是无法避免的。唯有遇到极卓越的工作，这个尺度才失去效用。人们渴望增加收入，这既是渴望成功，也是渴望更高的收入能带来更多的舒适。无论怎样乏味的工作，只要能借以博得名声，无论是广大社会里的名声抑或自己小圈子里的名声，那工作就忍受得了。目的持续终究是快乐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靠工作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以家务消磨生活的女人，较之男人或户外工作的女人，要不幸得多。管家的妻子没有工资，无法改善她的状况，丈夫认为她的操劳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认为她什么也没做），他重视她并非由于她的家务劳动，而是由于她的别的优点。当然，那些相当富有，能把屋舍庭园布置得很美，让邻居羡慕的女人，是不在此列的；但这类女人比较少见，而且绝大多数家务所带来的满足都远不及他种工作给男人或职业女人所带来的满足。
多数工作都会使人得到两种满足，一是消磨时光，二是给抱负以一定的出路，而这就足以使一个即使工作乏味的人，也比一个无工作的人快乐得多。但是当工作有趣时，它给人的满足将远远优于单纯的消遣。凡属有趣的工作可依次进行排列。我将从趣味较为平淡的工作开始，一直讲到值得耗费一个伟人全部精力的工作。
使工作有趣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技能的运用，第二是建设性。
凡拥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总乐于施展出来，直到那技能不足为奇或不能再完善时为止。这种行为的动机始于童年：一个能倒立的男孩子总是不满足于正常的站立姿势。许多工作所带来的欢乐都与那种源于游戏技能的欢乐完全相同。律师和政治家的工作含有大量美妙的乐趣，这与打桥牌时的乐趣毫无二致。当然，这里不仅有运用技巧的乐趣，也有与高明的对手勾心斗角的乐趣。但是，即使在没有这种竞争因素的场合，一件需要高超技巧的工作也能带来欢乐。一个能做特技飞行的人感到其乐无穷，以致为之甘冒生命危险。我想一个能干的外科医生虽然要在痛苦的环境中工作，但他依然能从准确实施手术中得到满足。同样的乐趣也可在大量较为粗陋的工作中获得，只是强烈度差些而已。一切需要技巧的工作都能给人带来欢乐，只要那技巧要求变化，或能精益求精。如果缺少这些条件，那么一个人的本领达到最高点时，它所引起的兴趣也就消失了。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能打破自己所创纪录的年龄，就不再感到长跑之乐。幸而在无数的工作中，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巧，使一个人能不断地进步，至少直到中年为止。在某些需要技巧的工作中，例如政治，人们要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才干，因为在这类事业中，广博的阅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岁时要比他的同龄人更快乐。在这方面，只有大企业的巨头才能与之相比。
然而，最卓越的工作还有另一种因素，作为快乐之源，它甚至比技巧的运用更重要，那就是建设性。在一些工作中，虽然不是在大多数工作中，当那项工作完成时，会建立起某些类似纪念碑的东西。区分建设与破坏，或可根据下列标准。在建设性中，事情的原始状态具有偶然性，但到最终状态时却具有目的性；破坏性则相反，事情的原始状态具有目的性，但到最终状态时却具有偶然性，这就是说，破坏者旨在产生一种毫无目的性的状态。这一标准适用于最实在、最明显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与拆毁。建造一幢房子总是依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但若要拆毁，那么谁也不会决定在房子完全拆除后怎样放置材料。当然，破坏作为日后建设的准备，往往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形中，它不过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往往仅以破坏为目标而未想到日后的建设。他往往对自己隐瞒这一点，相信自己只是做着清除工作，目的在于重建，但若这真是一句托辞，我们不难把它揭穿，只要问他日后如何重建即可。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必是含糊而冷漠的，不像他谈到前此的破坏工作时，说话又确切又有力。不少的革命者、军国主义者乃其他提倡暴力的人，都是如此。他们的行为总是不知不觉地被仇恨所支配：破坏他们所恨的东西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至于以后如何，他们是漠不关心的。我不否认破坏性的工作也许和建设性的工作同样有趣。那是一种疯狂的、在当时也许是更强烈的欢乐，但它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满足，因为破坏的结果没有多少令人满足的成分。你杀死你的敌人，他一死，你的事情即告结束，于是你因胜利而感到的满足很快便会消失。另一方面，当建设性的工作完成时，人们想起来便会感到快乐，况且那工作的完美也不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令人满足的工作能使人无限制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永无最终的结局。由此可以看出，建设较之破坏是更重要的快乐之源。更确切地说，凡在建设中感到满足的人，其满足要大于在破坏中感到满足的人，因为你一旦充满了仇恨，你便很难再像他人那样从建设中获得快乐。
同时，要克服仇恨的习惯，也不如做一项重要的建设性工作。
那种源于完成一项伟大的建设事业的满足，是人生所能给予的最大满足之一，虽然不幸的是，这种最高等级的满足感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方能体验到。任何东西都不能夺走一个人因成就一项重要的事业而获得的快乐，除非他的工作被证明是糟糕的。这类满足有很多种形式。某人通过灌溉计划使一片荒地变为良田，他的快乐是最实在的。创建一个组织也许是件无比重要的工作。少数政治家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努力便属于这种工作，其中列宁是当代的最高典范。最显著的例子还有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谈到他的诗作时说：“人类能呼吸多久或能观看多久，这些东西就存在多久。”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使他在患难中感到安慰。他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声称，对朋友的思念使他重新与人生合拍，但是我不禁猜想，在这一点上他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比朋友本身更为有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着本身就令人愉快的工作；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获得有价值的人的尊敬，这就给他们一种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与情感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可靠的理由来珍视自己。人们一定会想，这许多幸运的情况集于一身，足以使任何人都快乐起来。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米开朗琪罗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他认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假如没有贫困的亲戚向他催债，他决不愿费心去制作艺术品。创造伟大艺术的力量，往往虽然不是永远和性格上的忧郁连在一起，但那忧郁之深，竟使一个艺术家若非为了工作之乐便会趋于自杀。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最伟大的工作定会使一个人快乐；我们只能断言它定会减少一个人的不快乐。然而，科学家在性格上的忧郁远不及艺术家那样常见，而且总的说来，那些从事伟大的科学工作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快乐主要源于工作。
目前，知识分子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有文学才能的人，找不到机会独立施展他们的才华，他们受雇于实用主义者把持的富有团体，被迫制作着有害的毒品。假如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是否相信他们所属的报纸的政策，你将发现只有少数人作肯定的回答；其余的人都是为生活所迫，出卖他们认为有技能去促成他们有害的计划。这类工作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一个人勉强去做时，会变得玩世不恭，以致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我不能责备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饥饿的威胁太严重了，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做一种可满足建设冲动的工作而又不致挨饿，那么为他自己的快乐着想，最好还是选择这种工作而放弃那种报酬虽优越但他认为不值得做的工作。没有自尊心就难有真正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工作为耻的人就难有自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