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本名孙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作品。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高远东之于鲁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来诸多文化难题的汇集。他开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诸多精神题旨，在九十年代与后来的岁月里越发棘手与扑朔迷离。在“冷战”结束与诸种新思潮弥漫的时候，如何面临抉择，一直困扰着他。也缘于此，他从鲁迅资源里寻找当下语境里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在回溯着原点，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鲁迅世界的一种复杂结构下的心智情绪。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他解析鲁迅小说，梳理青年鲁迅的文言论文，参与现代性的讨论，根本点是为了找到鲁迅的那个回旋式的语言逻辑点。鲁迅在肯定着什么的时候，同时又在提防着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时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晖从哲学的层面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汪晖没有来得及从更深的层面继续自己的思路，而高远东却从多样的精神载体里，找到了面对鲁迅的视角。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其间他的思绪从西洋近代哲学到古中国的先秦哲学，从“五四”回到当下，从俄国经验回到中国现实。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这是高远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终于在复杂性里找到一个解析鲁迅的话语方式。
在高远东那里，一是不断从当下的问题意识里寻找与“五四”启蒙传统的对话形式，一是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后者则从知识界的分化里，发现新的知识群落的悖论。比如后现代论者急于颠覆启蒙以来的理性逻辑，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恰恰是他们在出发点上要否定的存在。历史正重复着“五四”前后的景观。人们在呼唤建立什么的时候，又开始丧失着另一种资源。
而鲁迅绝不是这样。高远东在一种当下的焦虑里，进入了对鲁迅的深度读解。他发现鲁迅在面临那个年代的话语氛围时，一直持一种冷静的批判姿态。即常常从流行的确切性的话语里发现他们的悖论。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要穿越这个悖论。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可能性》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特别是“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发现。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高远东写道：
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高远东进入了那个扑朔迷离的对象世界。许多难以深入的话题在他那里悄然冰释。我多年前读到这段话时，曾为之击节不已，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感受。于是想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的大量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对主奴关系的颠覆。我们由此想到他对《新青年》同仁的批评态度、他在“左联”中的紧张感，都有选择中的抵抗吧。鲁迅憎恶奴隶看待世界的奴隶主式的眼光。周作人当年说中国的有产者与无产者都是一个思想，就是升官发财。周作人看到了这个现实，却没有颠覆这个存在。而鲁迅则以生命的躯体直面着奴隶之邦，寻找另一条路。他其实已经从左右翼的简化思维里出离，从奴隶与奴隶主的循环性里出离，将一个密封的精神洞穴打开了。以鲁迅为参照，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挑战，高远东比那些把“五四”经典象牙塔化的学人更具有张力。也由于这一概念的发现，鲁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现象都找到了一种解释的入口。
记得在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鲁迅对其中的意象不无感慨。他感叹中国人的思维里，没有“他人的自我”，原话是：
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很长时间，人们讨论鲁迅的思想时，不太去涉及这个话题，习而不察，视而不见。多年后韩国知识界讨论民族主义与东亚的问题时，读到鲁迅的话颇为感动，因在反对殖民压迫的同时，鲁迅也在警惕大中华的理念。在“被现代”的过程里，东亚人如果没有对外来压迫的抵抗和对自我旧习的抵抗，都不会成为新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在反侵略的过程中还不忘记国民性审视的原因，也就是高远东谓之摆脱文化对抗的“互为主体”的意思。
“互为主体”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解析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解析民族与民族、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能解析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紧张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互为参照的意识被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所掩盖。鲁迅不得不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上。鲁迅讨论问题都限制在一个语境进行。比如宽容是好的，但对手如对你不宽容，就不必去讲宽容。只有斗争才可能争来宽容的环境。待到那个新环境到来时，就不该再怒目而待了。鲁迅其实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却不愿深入阐释。因为他知道，在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奴隶们要争取的是自由的空间。自我的自由不是为了使别人不自由。正如他所说，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这些潜在的观点过去阐释的不多，鲁迅的文本的丰富化与阐释的单一化，或许就是没有看到那个巨大的潜在意识所致。鲁迅研究必须探到暗语言与暗功夫中。鲁迅的意识常常在那些无词的言语里，可惜人们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区里。
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传统的关系究竟如何，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因为鲁迅在文本里对其表述是明暗变幻不已的。在我看来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神的暗区。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同样吸引了高远东。八十年代末他有机会看到鲁迅的藏书，对其知识结构兴趣浓浓。鲁迅藏品中的各类野史与乡邦文献，似乎都在注解着其对儒道释的态度。但那逻辑过程究竟怎样，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则需要花费大的力气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鲁迅，不能不回答这个难点。像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一样，高远东从分析《故事新编》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与鲁迅的联系，找到一个令其会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仅是审美的穿越，也是一种哲学的关照。把文本引进哲学语境来讨论，是大难之事。但历史故事背后那个精神隐喻对作者才是重要的。高远东阐释鲁迅对儒家的态度时，用的是悖论的眼光。他发现鲁迅用儒家的价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伦理的神圣性的丧失，以及内在的不合理性。在现代意义上儒家思想何以显得蹩脚，小说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断的先验性与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鲁迅借小说讽刺了这一虚幻性的存在，其实是想绕出几千年来的误区，设计着个人化的精神途径。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时，作者对鲁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阐释也颇为精妙，是他的创造性的书写。《铸剑》的分析与《非攻》、《理水》的读解，多惊奇之笔。从故事的人物与意象到哲学的盘诘，并无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将鲁迅吸取传统文化的特别的一面昭示出来，给人颇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价值大概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不涉虚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献身精神。《故事新编》里常常有着类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决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业之举，在鲁迅看来有着希望的闪光。从这些人物的材料运用与理解上，鲁迅把一种旧文明中殊为可贵的遗绪打捞出来。高远东兴奋地写道：
如果把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对儒道的批判与在《非攻》、《理水》中对墨家的承担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承担着墨家的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对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鲁迅肯定孔子的“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却”和“徒作大言”的空谈，更反对夷齐专事“立德”的“内圣”路线和庄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视野或古或今，领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识、宗教，焦点却始终凝聚在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的连带整合上，而这一切又与其贯穿一生的兴趣——寻求“立人”乃至“立国”的方法直接相关。而所谓“中国脊梁”和“夏道”，就成为鲁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会形象。正是通过它的确立，鲁迅才解决了儒家囿于道德与事功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道德合理性问题，解决了道家囿于思想和行动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知行合一问题，解决了早期思想就一直关注的信念与责任的连动、转化问题，才为其追寻“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更加切实的答案。
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可谓多矣，但如此委婉多致、直指问题核心的文字不多。高远东在清理鲁迅与遗产关系中所形成的思路，把鲁迅研究从一般中文学科引向了思想史的高地。先前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多流于空泛，唯有王瑶等少数人能从容地面对着这个问题。但王瑶基本还是在文艺学的框架里展开自己的思绪。而高远东则从审美意识升华到哲思中。高远东的治学有自己的思路，一是注重文本，二是沿着文本考察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三是由哲学内涵的解析再回到鲁迅的基本主张，即思想的原点。
鲁迅研究史曾经是不断简化研究对象的历史。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很是复杂，大致说来是历史语境的隔膜和时代话语的干预。人们难免以己身的经验看对象世界，但鲁迅文本提供的却是多维的时空。鲁迅同代人的作品有许多不能引人兴趣了，为什么唯有他的文字常读常新？高远东的写作充分考虑到了对象的复杂性。而他自身的回旋式的思考，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早期可能受到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的影响，但后来更主要与日本、欧美的思想者有着诸多的共鸣，借鉴了一些重要的思路。认识鲁迅显然不能从民族的立场单一考虑问题，只要看看他一生与上百个域外作家的精神交流，就能发现思想的丰富性。但放弃民族意识显然又无法走进鲁迅。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能够望到中国“被现代”的苦运。这个认知的对应过程，也是走近鲁迅的过程。我觉得高远东带来的挑战是，在植根于本土问题的焦虑时，一个新的立场出现了：不再是时代流行色的呼应体，而变成由时代语境进入历史语境、从而返回到时代中回答流行色挑战的精神独思。
最初对鲁迅的精神暗区进行深切探讨的是日本学人。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多有惊人之作。竹内好的对鲁迅沉默时期思想的考察，丸山升对革命与东亚的默想，木山英雄进入《野草》的幽深广的凝思，以及伊藤虎丸续写竹内好的智慧，比同时期中国的鲁迅论的表层化叙述显然高明。鲁迅的出现不是民族性的单一化现象，乃是“被现代”里的反抗与融合的涅，毁灭与新生，断裂与衔接，极为矛盾又极为开阔等因素夹杂其间。许多现象背后的东西，牵连的已经不仅仅是文学、哲学的问题。这种研究，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才有可能。也正是日本学界的参照，刺激了中国的读书人，他们也从中汲取了养分。我在高远东的实践里看到了他从域外学术大胆拿来的勇气。或者不妨说，在认识鲁迅的复杂性上，他和丸山升、伊藤虎丸有相同的体验。在许多方面，他的认知方式更接近伊藤的委婉，在细腻的探究与繁复跌宕之中，昭示着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隐喻。在互为参照里，久思远想，遂成规模，有的地方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的观点。这与其说是高远东成熟的标志，不如说是鲁迅研究深化的象征。鲁迅遗产可审视的空间，还没有到尽头。从形象可感的鲁迅走向暗区的鲁迅，从暗区的鲁迅再回到有血有肉的鲁迅，研究者的发现远不止是这些。人们有理由对这个领域有更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