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我想先从董淑珍《槲叶山路六十年》精彩纷呈的生活细节说起。尽管明知这是不合文章章法的事，因为大凡评说一部著作，多是总体印象的概括论说，再条分缕析。我之所以先说《槲叶山路六十年》的细节，确属情感驱使，那些密集到让我目不暇接的生活细节，确实太精彩了。
我随意举一令我震撼的细节。民国初年发生饥荒，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给乞食的饥民吃馍，而且嫌“一回拿几个馍，跑得麻烦，就拿一个大盆子往外拾（端）”。乞食者越聚越多，这位外祖父便领着他们到村前的大河里修筑防洪的堤坝，并宣布：“谁来谁走我不管，干多干少我不管，干活没工钱，吃饭没饭钱。”任谁都能想到，修筑防洪堤坝，受益的是整个村子里的乡民，而付出的吃饭的粮食却是外祖父家的；同样任谁都会想到，饥荒年月里的一个馍一碗饭，是救命的无价之宝，外祖父为群聚的饥民要白白付出多少粮食？他对不理解这种举动的二外祖父解释说：“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
我读到这里，不由得哦了一声，心头有一种撞击的感觉，模糊的外祖父的形象顿时如大树一般撑立起来。对饥民的慷慨施舍在我并不惊奇，惊奇乃至震撼我的正是他的这两句话，他被迫道出的施舍义举的主观意图，不仅要让濒临死亡边沿的饥民获得救助，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失受济时的人格尊严，也避免了受济者通常都会发生的感恩情感的负面阴影，同时获得作为受济者的自尊。我便推想，这位外祖父肯定见多了求乞者低眉搭眼的羞赧神色，体察并感知到人的尊严的溃崩，于是便想出修筑防洪堤坝的举措，让受济者避免人格尊严的亏损。我读到此，便想到这位外祖父不仅是位对人体察入微的心理学家，更是一位自觉尊重他人尤其是受济者人格的乡村思想家，与通常所见所说的行善施舍的人划开了截然的档次。这位尊崇孔子的外祖父，身体力行着孔老先生的教诲，在上世纪初的乱世年，能在饥寒交迫的商洛山区的一隅张扬人格尊严的精神旗帜，我说有如大树撑立的感觉，不是夸张。即使到新世纪的今天，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仍然是一个热门而又新鲜的话题，便可以感知近百年前窝居商洛山区那位乡村思想家外祖父的精神质地了。写到这里，仍想赘述几句，初读这个生活细节时，我当即想到拙著《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似乎和董淑珍的外祖父的精神和心理气象是相通的，可惜我未能拥有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实施救济穷人的经典细节。
还有一个生活细节，是外祖母身患重病时，外祖父日夜守护在床前，竟然焦虑得眼睛生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了，这种情况在我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在外祖母去世后，这位外祖父竟然日夜守护在安葬着外祖母的坟头，由家里人送饭来，他先将饭食敬献给逝者，跪拜叩首者三，待意念里的夫人吃过之后，他才动筷子吃饭，竟然如此坚守到一百天，这个隆重的乡村祭礼完成的时候，跳崖自杀了。这个细节令我震撼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肯定将会铸成永久的记忆。
如果说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让受济者获得人格尊严的举动，可以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精神气象；那么，他在逝去的夫人的新坟前守护一百个日日夜夜的行为，便可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了。单是这两个细节，便把一个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雕铸成型了。难能可贵更在他不是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外祖父。
精彩的生活细节充实着这部书稿，不胜枚举，而作为细节的另一种形态的人物语言，在《槲叶山路六十年》里呈显出各个人物的个性化活力。董淑珍家在“文革”初的“民主补课”运动中被补划为富农，这是作为敌对阶级重点打击和专政的对象，受到的外伤和内伤难以诉说。然而在经过纠“左”得到平反之后，董淑珍的母亲不仅没有哭诉抱怨，反而说：“我说么，还是共产党好，错了就改。国民党把人杀了，也不会说杀错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老大娘说这些话的场合，不是公开场合的会议式表态，也不是说给某一级干部的充面子话，而是在自家屋里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女儿（即作者董淑珍）说的，当属真实的肺腑之言。我凭常情推想，在自家屋里这个自由空间，诉一诉几年来被专政的屈辱苦情和怨气，乃至骂几声娘也合情理。然而这位老大娘却是以德报怨。此情此境里的父亲，也仅是为自己“和人一样了，再不叫人低眼下看了”而庆幸，同样没有枉受屈辱的积怨和泄恨的言词，然而两人的心态仍然显示着个性化的差异。我读到这些话语，更多的感沛却是，要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怎样的老百姓，这就是。我正是在读到这些作为人物心声的话语时，几乎本能地发生连连的慨叹。
更为传神的一个细节语言，我也不忍舍弃。《槲叶山路六十年》作者的儿子在眼巴巴看着妹妹吃奶奶留给她的偏食时，“看着看着便生气了，就开始骂了，‘吃，吃，好好吃，把你咋不吃死呢……’”我读到此，便畅怀大笑了，自言自语“刘卫平猴急了”。这连续四个吃字，让少年刘卫平猴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了。笑罢却有点心酸，那些年月里在乡村所谓好吃的偏食，不过是一块麦子面馍或饼子，却让作为哥哥的卫平真猴急了。
《槲叶山路六十年》通篇都是以无可置疑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细节完成叙述的，对我便发生陷入性的阅读魅力。我自然会想到作者董淑珍，拥有那样坎坷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似乎并不太惊奇，我见过听过的比她更惨更苦的人和事也不少了。我的惊异在董淑珍的记忆力如此之强，对少年和青年时期家族亲友和周边人群的生活之变，竟然有如此犹新的记忆，尤其是那些细微的生活细节，诉诸文字依然呈现着独具的活力。我便想到不全是记忆力强或弱的事，而是作者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
我对天才有一个物质化的理解，便是对社会世相的某种事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的神经的人，便爱好画画儿；有一根对音律敏感的神经的人，可能成为音乐家；有一根对数字计算敏感神经的人，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同样，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的人，便会喜好文字成为作家。作家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几乎同时兼备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的敏锐感受能力，才有独自的发现，形成独有的品性，笔下的人物就不会雷同于别一个了。由我的这种理解看本书作者董淑珍，无疑是有一根敏感生活细节的神经，因而才能发现并累积下如此丰富传神亦独特的生活细节，《槲叶山路六十年》里简约地提到一笔，她在小学和中学的作文多得老师赞赏，且预言她会成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的灾难性遭际，迫使她连初中学业也未能完成，我为董淑珍遗憾，把一个可能有造就的作家湮没了。然而，有《槲叶山路六十年》稿的成功，不仅可以告慰那分天赋之才，也足以告慰她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