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习文：为孔乙己正言

　　方习文，巢湖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学术著作《五四文学思想论稿》。

　　《孔乙己》实在是一篇绝妙的小说。简短的篇幅，简约勾勒的场景与人物，简单的一个人物的故事，却意蕴丰厚，见仁见智，且常读常新。

　　近再读《孔乙己》，觉得有为孔乙己正言之必要。其原因是，孔乙己在长期被解读的过程中，其生命本体的价值与意义依然受到忽略，或者说重视不够。因为小说内部其实还有一种深层次的象征意味，即在启蒙的话语立场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深切透彻的“文化”存在的孤独感与悲剧感，它使得这篇小说和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可以穿越具体的现实历史时空，昭示着更普遍的意义与启示。

　　孔乙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小说已经给予了鲜明而具体的确定，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第一是“穿长衫”，第二是“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穿长衫”本应该是获得特殊的地位与尊重，“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但是孔乙己其实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就是说“长衫”并没有变成孔乙己真正的证明与通行证。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长衫”上，那只不过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标识，而人们也并不在乎外在的标识。那问题究竟出在什么方面呢？就只能和“之乎者也”联系在一起了。“之乎者也”才是孔乙己身份与价值的内在标识，也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之乎者也”是一种话语，简单的理解就是象征了孔乙己其实是一个书生，一个饱读旧书的人，说是读书人、文化人也可以。而这个特征怎么也成了问题呢？问题似乎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他的“长衫”和人们理解与期待视野中的“长衫”不仅不一致，甚至因为“脏”“破”比短衣帮还显得卑贱，而他偏偏就始终不以为然地穿在身上，所以如此，在别人看来就是证明自己是“之乎者也”者，殊不知是寒酸、清高且死要面子的表现；其次是孔乙己生活存在危机，社会关系紧张，话语出现严重错位，导致被嘲笑、孤立、歧视，却依然不思改过，动辄依然“之乎者也”，终生不渝，至死不变。自然，一个存在问题的社会和一个存在问题的个体就难免产生更深刻冲突，并导致悲剧最终发生。

　　怎么理解和把握这个悲剧呢？这里存在分歧。或归结于封建思想毒害，或归结于社会歧视与压迫，或批评孔乙己主体精神缺失，或挖掘到人物自身存在道德缺失与人性弱点。不过，林林总总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孔乙己的悲剧除了归结于外部世界的“凉薄”与残忍外，其自身至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但是，这依然没有得到最终令人信服的解释。理由很简单，孔乙己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子，他这个样子到底怎么了，如果不是这样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再往深层次探究，孔乙己变了一个样子是否就是合理的存在，是否就可以得到社会认同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呢？

　　对孔乙己的生存处境与人生遭际给予普遍的同情似乎已经不成问题。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孔乙己对自己“文化”身份执守的理解上。在有意与无意中，孔乙己所象征的一种“文化”依然显得愚钝、过时，不仅无用，更重要的在于吃尽苦头却依然不思悔改。这里面隐含着这样一些批评观念与文化心理。其一，“之乎者也”所代表的是旧文化，而“新文化”已成历史的发展趋势，这种守旧与偏执自然造成语境错位。其二，读书连自己都养不活，自然读书无用。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死读书或者说好读书自然与基本生存法则相悖。其三，读书读得品德出了问题，就更加不是一个正常合格的读书人，好吃懒做、去偷、去喝酒与印象中的君子道德文章的教训似乎不合。这就存在人格缺陷与人格分裂的问题了，“读书人”与“做人”之间就产生了背离。

　　可是孔乙己依然是孔乙己，事实上就是这样，并没有改变，直至死亡。这个愚顽的生命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依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说孔乙己中毒太甚，以至于连人情世故都一无所知，似乎也不太合情理，他至少知道“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知道讨孩子欢心，知道按时还酒钱，知道教书，并不存在明显处世的智障。他对这个社会既无恶意，也不构成威胁，甚至带点小心、有些卑微地想走进他身边的人群，只是这个人群就是排斥他。不错，他和当时所有的文人一样，也参加科举考试，不过“没有进学”，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中毒最深的一个，何况已经失去“进学”的机会与念想。鲁迅的小说中就有为科举发疯的人物，如陈士成。但孔乙己似乎并没有到这样癫狂的地步。如果说“之乎者也”就是迂腐，就是废物与无用，那岂不是说传统文化都是迂腐、废物与无用的话语存在，这显然有些简单粗暴。那孔乙己应该成为什么人，看来，只能成为掌柜、真正穿长衫的或者成为短衣帮之流了。当然，他应该还有一些语言选择，譬如狂人的语言。而这更使不得，这比“之乎者也”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只会使孔乙己处于更加不安全甚至加速死亡的境地。对社会与公众而言，狂人的语言比“之乎者也”更显得荒诞、可怕。孔乙己不会做也做不到。孔乙己不可以成为高尔础吗？抛弃“之乎者也”学习西方文化，这要比“之乎者也”显得新潮与时尚，只可惜高尔础的话语也得到“好笑”，其结局也不理想。何况孔乙己也无法做到。孔乙己就是孔乙己，他只会“之乎者也”，只喜欢“之乎者也”。因为如此，所以答案也只有一个，因为你“之乎者也”，所以你永远错误。如果不是你错误，就是“之乎者也”的错误。

　　孔乙己是谁？答案非常简单。一个卑微普通的民间读书人，一个沉迷于文化的民间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乐趣与追求就是读书。自然不能说孔乙己是一个自觉的文化坚守主义者，像《学衡》派、《甲寅》派那样，自觉维护文化传统，他对“文化”的喜爱和无法割舍的情怀，更多的是和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层积淀的文化情结，但无论是什么原因，“文化”的熏陶与培育使一种“文化”不仅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同时成为了和他生命一体的东西。更重要的，这种关系已经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性，孔乙己也没有利用其“身份”以功利化的方式向社会索取的倾向。他只是一种特定文化的存在方式，一种文化存在的艺术象征。这种方式与存在，如果并不奢求社会的理解与扶持，至少其自身应该具有存在的理由。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只能意味一种“文化”存在的孤独与悲哀了。

　　所以，在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里，是否已经存在一种先验的观念，或者积淀着一种心理意识，它不仅排斥“之乎者也”的存在，同时排斥陌生化的话语。是这种观念与心理，才使孔乙己始终被扭曲和遮蔽，依然被话语丰富地闲谈，却从来不能还原到他本体性的位置上。

　　至少在小说世界里，孔乙己的处境与命运就是这样的。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开篇即意味深长。掌柜、长衫、短衣帮,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个现实社会的主要格局，这个格局按照他既定的秩序和轨迹正常地运转着，每个人都实际地生存，并享受着世俗的生活与乐趣。它和“别处不同”的最大特征其实就是居然没有给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一个合适的位置，而这个人物只是一个一无用处的书生。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文化”的位置从来都是空缺的。除非你改变身份，并混同于已经划分好的社会角色，否则就只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你自然要生存，并同社会保持某种联系，而当你出现的时候，你的特征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你不仅永远没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同时因为身份不明而显得异类，又因为弱小转为随意欺侮的对象。

　　这个世界中的人和鲁迅笔下世界中的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等级分明，趋炎附势，嫌贫爱富。世态炎凉，心态无聊，把原本就文弱、窘迫的孔乙己置于受侮辱、欺凌和奚落的最底层。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小说其实隐含着一种深切的“文化”处境与命运的体验，以至于转化为小说中存在一个新的“文化”主题，就是“文化”在现实世界中的悲剧性。这个世界把“文化”当作了异类，也当作了罪过。他们对待孔乙己的态度与取笑阿Q的癞疮疤、祥林嫂的伤疤，意蕴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乡村惟一执著于文化的人。不幸而悲哀的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文化”的缺席，甚至形成“反文化”“仇视文化”的社会心理。换句话说，现实世界从不需要“文化”。所以鲁镇的格局是富有现实世界的象征意味的。它并非只是人为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创作背景上加以解读与把握的，而是可以超越具体时代、同时真实普遍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的秩序与运行方式与“文化”存在之间似乎形成天然而致命的冲突。这种结构关系通过“在笑声里走散”的孩子，通过掌柜“欠十九个大洋”冷冷的话语，预示着格局依然历史性地稳定维持与延续。在这个格局中，孔乙己其实充满了多样的选择。别人的方式其实也是他可以选择的方式。而他实际上是生活在其中的，但是，他最终没有转化自己的角色乃至命运，说是“文化”奠品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牺牲品也可以，但无法改变的是“文化”宿命的处境。

　　这一处境更令人惨痛的地方是，孔乙己不仅被剥夺话语权，失去文化生存权，同时剥夺了“文化”拥有与分享的权利。耐人寻味的是，长期以来，“窃书不为偷”的辩解，却居然作为确凿的证据把孔乙己无情地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

　　对于孔乙己而言，可以忍受贫穷，也可以承受并习惯世间的“薄凉”，但是，不能忍受的是隔绝他和“文化”的接触。于是他学会了“偷”，而且从没有改变做“雅贼”的习惯。“打”不可怕，“死”也不可怕，没有“书”是真正可怕的。“书”似乎才是生命的一切，只有“书”可以改变他的道德与选择。应该提示的是，孔乙己的“偷”，只是“偷书”，并非其他。小说交代得很清楚，“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可见，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逼迫而导致其他道德变异，他的善良与诚信甚至超过别人，他只渴望“书”。但是“书”在“何家”“丁举人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可以分享的。对孔乙己而言，得到“文化”的方式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偷”其实是“逼”出来的，被迫的。所谓的“何家”“丁举人”其实就是象征文化专制、文化封锁，这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通过文化霸权进行愚民，以维护其统治与既得利益。所以，孔乙己在一个专制时代偷书，并坚持“窃书不为偷”，虽不能说像普罗米修斯盗火那样崇高神圣，也不能说没有个人目的，但是它反映了文化渴求与文化专制之间的强烈冲突。它的可悲，不在“偷”行为本身，而首先是文化制度的可悲。而这种文化悲剧不仅是古已有之，且时有所见。恕摘录当代学者陈子善《我当过孔乙己》作为一个证据。

　　无论如何，它们是我在那个时代被迫当上“孔乙己”的纪念，也是我不自觉的反抗“文化大革命”也即文化专制的见证。今天我们已经有读不完的书，我当然不可能再去当“孔乙己”，但如果时光倒流要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去当“孔乙己”，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由读书的“天赋人权”，都有自主的接受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天赋人权”，一旦被侵犯了，被剥夺了，就应不惜一切代价，包括采取非常的手段去争取，去维护。选择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读书，就是选择心灵的自由飞翔，“读书是无禁区”的！

　　不过，陈子善显然比孔乙己幸运，他偷到了书，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而孔乙己则许多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何家被“吊着打”，在丁举人家“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再见到他时，“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因为“偷书”而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难道只是一种艺术虚构？从表面看，孔乙己他是因为偷书而死的，是“书”害死了他，但实际上，他是在文化缺席与文化专制的双重迫害下悲惨致死的。在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与冲突中，“文化”地位始终弱小而孤独，它要么被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随意利用、挤压与异化，要么消解自己的身份特征，混迹于世俗世界，也就是说，无论在世俗的世界，还是权力世界，文化的结局只有一条命运就是听任摆布，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孔乙己的死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个体生命的悲剧，而是文化悲剧的艺术象征。

　　回过来再反思一下，在惯常的观念、习俗与心理中，孔乙己至少有三大错误。

　　第一，你贫穷你好吃懒做你还读书还想喝酒就是错。这的确是文人的难题。也是人文始终不得不面对的自我困境。“生存”与“读书”的尖锐矛盾总是那样无情摆在眼前。所以，“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世俗的眼光与现实的原则，文人也同时用它来自嘲。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的弱点尤其是生存弱点，但是这何尝不是“文化”存在的特点，因为“无用”有时就是它固有存在方式与价值。用“无用”对抗“有用”自然不堪一击，而“无用”又是与生俱来的品性，这就有点宿命的意味了。改变悲剧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文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与生态环境，而“文化”在这个环境中做新的自我调整，否则，悲剧将依然持续。不过，将“好吃懒做”、将“喝酒”的需要与习惯非要和“读书”联系起来，说成是一种道德缺陷，则不仅缺乏足够的人性关怀，更是以此剥夺“文化”存在的道德偏见。

　　第二，“你说便是你错。”“言说”不仅是文化存在方式，也是文人的价值体现。但是，孔乙己在一个“文化缺席”的时空里，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对于“非文化”的环境而言，“文化”的“言说”总是陌生化的，异样的。在空缺、排斥与挤压的氛围中，孔乙己他似乎也不想发出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只会引来“笑声”，成为一种“笑料”。但是，他是多么渴望发出声音，让别人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也以此来证明自身价值和文化的价值。但是他的声音总是孤独与失败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完美合理的“言说”方式呢？也许有吧，不过，在鲁迅的小说中，不只是孔乙己，无论是什么身份的文化者都显得孤独与“失语”，处处遭受失败的命运。这种处境，鲁迅的总结是，“你说便是你错”，这种孤独与绝望的困境，使鲁迅产生这样的选择：“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第三，你偷无论如何更是错。在世俗的眼里，“文化”是无用的代名词。但是在权力阶层看来，“文化”并非“无用”，相反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文化”统治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理想的结果只有两个：一、形成一个“无文化”的，同时秩序井然的公众世界；二、利用“文化”维护统治者与既得利益者的现实秩序。于是，“文化”常常被权力与利益“封锁”“禁锢”“改造”“利用”等等，总之不可能自由开放，更不可能独立存在。为此，“文化”管理与统治的机制也是十分严格与残酷的。这是不能轻易触及的“禁区”，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孔乙己就是明证。不过，“文化”渴求所形成的焦虑从来不缺乏“反抗者”，不缺乏“道德变异”的偷盗者，也不缺乏其他“异化”状态的“文化”者。“垄断”与“自由”之间就形成一种冲突，不过，后者常常失败。这种实力悬殊的较量实际上演绎着一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悲剧历史。但一切都不是“文化者”的错误，而是制度与秩序的错误，这是毋庸置疑的。

　　阅读《孔乙己》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受鲁迅启蒙思想一面性的左右，因为反封建的思想的确定性，常常将孔乙己在观念上定位为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文人或者是封建文人，尤其是将“之乎者也”简单等同于“吃人”，孔乙己就成为“被吃”的象征。其实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鲁迅思想与情感的另一面常常受到忽视。从创作目的上说，鲁迅似乎没有这样的定位。《孔乙己》作为鲁迅最喜欢的小说，他曾在《附记》中说，“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后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自述小说“是在描写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他机巧地设计这样一个“苦人”，显然不是一般社会角色如阿Q、祥林嫂那样的“苦人”，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文化人，他与“现实”之间所形成的“薄凉”关系，以及隐含的深切的悲剧意味与体验却常常被轻易带过。对“文化”与“现实”的双重怀疑，从鲁迅开始走出S胡的同时就携带着，“启蒙”与“启蒙”的怀疑其实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与体验使鲁迅的内心对“文化”或者说“知识分子”或者说自身都具有浓重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表现为，即使梦醒也无路可走。这就不难理解，狂人是呐喊了，但也只是一梦而已，醒来还是“候补”去了。孔乙己独守“文化”，结果悲惨死去。弃“说”而“行”，夏瑜干脆参加“革命”，那又怎么样，结果是孤独无谓地死去。一个话语“反抗者”的故事，一个文化“固守者”的故事，一个“革命者”践行的故事，上述三篇恰恰是鲁迅在五四启蒙背景下首先发表的三篇小说，这难道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文化”存在与出路的问题，应该可以构成理解与把握这篇小说的一个新的视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