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1982年、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主要作品有《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等。

　　我曾经在机场上看到过“玉米”们对她们的偶像的热情。大众文化现象确实值得研究。社会研究中的许多范畴，如价值观念，群体认同，生活方式，文化消费，青年文化，娱乐经济，等等，都与此有关。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大众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在“玉米”们的狂喜中，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享受。同样，梅侬对李宇春的评价，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评论。所研究的文本未必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文本中所投射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情怀。但“玉米”们确实要明确意识到，自己推崇李宇春实际上是推崇自己心目中的李宇春所代表的那些价值：哪怕确实有材料表明李宇春并不真的是那些价值的化身，表明资本在背后起了操纵作用，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那些价值。

　　这里也涉及文化消费与资本的关系。资本不仅引导和操纵消费者，而且也迎合消费者。偶像消费、美貌消费甚至美色消费之所以成为当代经济的重要因素。是资本和消费者双方互动的结果。“我型我秀”里的师洋公开宣称，“男色消费”的时代已经到来，很有自我意识。广告商看到这样一批大众文化的受众的存在，当然也视之为大好商机。这里确实有资本操纵消费者的因素。但完全也有可能让消费者反过来引导资本。做媒体的，做教育的，很可以做一点工作，使得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更有利个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更有利于公众和社会；对这样的需求，资本照样会来迎合。这并非是乌托邦的想法，例如环保运动就在教育和引导消费需求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他们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拒绝购买不保护环境的商品，就使得厂商不得不更加注重环保产品的生产。

　　大众文化与狭义的“社会”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也有联系，这主要指大众文化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大众文化把大众与精英区分开来，同时又形成一个个亚文化群体，这些各有特点的群体不仅在消费着文化。不仅在过文化生活，而且也在过社会生活。任何群体都有特定的“社会认同”。而“认同”的另一方面就是“认异”，即表明自己与主流文化不同，与别人不同。这种现象值得研究。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中国特色的一种“认同政治”，要求外界承认其独特性；“独特性”本身就成了一个社会活动甚至政治活动的目标。

　　这也涉及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在所谓“后现代”社会，政治与快乐之间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列宁曾经说“革命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在后现代，不仅“革命”，而且日常政治，也常常像节庆那样热闹、好玩。所以才会有李敖这样的“政治家”，所以才会有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喜剧性或闹剧性场面。政治与娱乐的结合当然是很成问题的，但超女现象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的时代，政治不能太乏味，官方意识形态不仅要有“说服力”，而且要有“感召力”。对年轻人来说，一样东西即使很正确，但如果一点不“酷”的话，就肯定少了许多感召力。

　　讨论如何面对日益多变、多样的大众文化，势必要涉及如何避免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人们对价值问题上的高低之别、文野之别、对错之别往往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为了在这种情况下避免价值虚无主义的可怕结果，不少西方哲学家主张把规范与价值区分开来，把对错问题与好坏问题区分开来，认为尽管在价值问题或好坏问题上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规范问题上、对错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普遍适用于不同文化和群体的衡量标准。我觉得还可以补充说，尽管在价值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把不同价值观念的分歧看作是不同学习阶段的区别，看作是不同价值观念的文野之别和高低之别，但也不能简单地倒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立场，而要一方面重视同一个群体内有关问题的讨论和澄清，另一方面区别对于价值问题的不同态度，重视在对待价值的态度上经历一个学习过程。从比较盲目、武断的和自我中心的态度，转变到比较理性、开明和相互尊重的态度，遇到自己不了解的、不赞同的价值观念时，只要还没有切实根据说对方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规范的。是粗鲁的、野蛮的，就采取宽容的、尊重和沟通的态度，在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