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领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北京作协签约作家。发表大量诗歌、散文作品、理论评论文章。出版诗集一部，著有《重读八十年代：兼及新世纪文学》、《混血的生长：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1976—1985）》等学术专著。
我们今天的现实可谓光怪陆离，荒诞、魔幻得无以复加。而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度也一下子变得高涨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现实，不是小资进行时，不是泡沫剧，不是一些“80后”作家所谓的“小时代”。这里所说的现实指的是“大时代”，一个让人无法逃避、无法不正视的大时代。
和平年代的中国现实，虽然没有战争时期的杀戮和血腥，也有许多触目惊心的画面：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收入不均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显得苍白无力，批判现实主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需要和迫切。比起香软的青春文学、网络流行的玄幻小说、官场小说、穿越小说、职场小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锐利的掘进，需要巴尔扎克式的对这个时代的气势恢弘的观照，需要一种俯瞰大时代的超强的目光。
的确，许多作家都已经进入到关注现实的层面，意识到现实并不是快乐大本营，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它频频用狰狞的一面提醒善良的人们。而尽力拥抱当下的现实，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现实处理进小说。我们当下的作品，流行将现实简化的风气。而小说里的现实，应该是经过作家充分心灵化的。如果没有将现实心灵化、个性化，无论现实多么鲜活葳蕤，多么活色生香，一旦被平移进作品，就会变得毫无生气，干枯一如冬天的原野。小说里的现实，往往和作家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带着作家本人的经验和情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刘姥姥描述成大观园里的一个过客，因为他对刘姥姥的日常生活并不熟悉。莫言《生死疲劳》的想象力让人惊叹，在那里，生死轮回成为表现中国20世纪后半叶农村的演变史，那个时代有关乡土中国的哀伤几乎都囊括进作家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身上了，“现实”化蛹为蝶，成为一个精灵，弥散在作品里。这与莫言在农村长大不无关系。所以，优秀的作家，对现实的发言能力是建立在自己的充分体验上的。
如果说前些年流行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还带有一定的话题性，带有作家故意为之的赶潮流的特点，近年的现实关怀则变得十分自然，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作家内心的选择。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篇作品。之所以把这两篇小说拿出来加以评述，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对待现实的途径。一是直接概括现实。方方借助涂自强这个形象，概括了一代寒门子弟在都市悲苦的生存现状。二是以“新闻串烧”的方式大面积罗列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成为新闻事件的混合体。这两种方式，共同点都是对现实的切近关照，都有过分粘滞于现实而不够阔大的特征，带有“问题小说”过分关注问题而少了蕴藉的不足。不同点是关注的方式有明显区别。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一篇典型的社会问题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村青年幻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悲剧故事。在涂自强出生的大山村，考上大学的涂自强成了拯救村民的英雄。村民对他说：“当个大官回来。”“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好走大卡车。”通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这些偏远山区弱势群体的无奈，他们仿佛被这个日益迅猛发展的社会遗忘了。他们天真地认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进入体制，进入体制就会做大官，有了权力就会造福一方，拯救黎民于水火。可见，村民的想象还是停留在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80年代。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整个社会迅速地进入了物资时代，资本加速控制了每一个人，物质利益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大学扩招，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常态。涂自强上了大学，而贫穷一直跟着他，成为他的烙印，就像原罪一样。由于贫困，村民给他凑钱缴学费，他为了不从家里拿钱，拼命节省。和他一起在食堂打工的女生虽然对他有好感，但是在金钱面前还是离开了他。涂自强毕业了，没有正式单位接纳他，他沦为了武汉这个大城市的一名漂泊者。他拼命工作糊口，可是屡屡受骗的经历，使得他满身疲惫。他乡下的房子塌了，母亲受了伤，他只得把孤身一人的母亲接到武汉。他租住最差的房子，生活最节俭。在这个城市里，他如同草芥。在求生存的非人的拼命挣扎中，涂自强病倒了，得的是绝症。他没有医保，没有存款，拒绝了医生让他住院的要求。他剩下的日子已不多，面对绝症，涂自强的心理彻底垮了：“人生还有多少美好呀，而他却要别它而去……他对自己的人生想过很多很多。为了这完美的人生，他一直都在做准备，也一直拼命地努力。他惟独没有想过他根本就没有人生。”
小说充分表现了物质对一个人的挤压，带有这个物欲时代的强烈印记。涂自强的悲剧是一个群体的悲剧。一个普通年轻人，出身贫寒，毕业即失业，在大城市里没有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过的是“蚁族”生活，幸福对他是如此的吝啬。小说具有典型意义，写出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穷困的草根一族的真实命运。
遗憾的是，小说在极力贴近现实的同时，过分粘滞于现实。整篇小说显得太实，基本没有留白，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将那么多的苦难堆积到涂自强身上时用力有些过，在结尾处写到他患了癌症，这样的处理似乎不太自然。一般说来，揭示社会问题的小说，人物往往成为问题的附庸，有直奔主题的弊病，方方的小说也没能摆脱这一窠臼。从这一点来说，涂自强这个人物有些概念化，血肉不够丰满。
相比《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所暴露出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里，余华把现实密集地如同新闻串烧一般处理进作品。这里面的医院死婴事件、故意少报火灾死亡人数、地下卖肾交易、野蛮拆迁等，都和现实存在着对应关系。当然，作家应该直面现实，这是作家的良知所在。但需要追问的是：这样写现实是否有效？反映现实是否就意味着把现实问题直接搬进小说？余华认为，《第七天》所写的社会问题，并非是他刻意表现的，因为那就是社会常态：“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自己居住地方的事，发生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它们包围了我们，不需要去收集，因为它们每天都是活生生跑到我们跟前来，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你想躲都躲不开。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余华所理解的我们今天的现实，是由许多不合理的社会事件所构成的现实，小说里集合了许多的不幸。余华说：“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这样的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因为有这么迫切的表达欲望，余华把现实直接处理成了《第七天》的样子。结果是，《第七天》里的人物都是符号，没有体温，也没有灵魂，只是一系列不幸事件的道具。余华尽量保持自己一贯的“冷冰冰”叙述方式，想找回写《活着》时的感觉，那种外冷内热的文本魅力。
尽管我在读这部作品时，感到上世纪90年代的那个余华部分地回来了，行文的冷静、超然、节制，文字的洗练、简洁，叙述节奏的控制，都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相比那部拉拉杂杂的《兄弟》，《第七天》要好很多。但是，相比《活着》的温情和悲悯，《第七天》则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还没有一篇直面现实的新闻报道能够触及我们的灵魂。直接对应现实的写作，暴露了余华的写作困境：没有哲学的支撑，没有历史观念的支撑的写作，往往会流于表面化。即使它的叙述者采取一个死去的人的视角来讲述，但是也掩饰不了罗列现实的弊病。即使是它“借助了《创世记》开篇的方式”，以魔幻、荒诞的方式描述了那个骷髅人的世界，但也不会改变作家在表达现实上的简单、笨拙。
作家对现实关注度的提高，是新世纪文学出现的新动向，这彰显了中国作家力图加强对现实的发言能力。许多作家意识到，现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也是从问题入手。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无论是方方、还是余华，还是其他致力于表达当前中国现实的作家，都还没有找到表述现实的恰当方式。现实就是一个人的不幸吗？如果我们把现实定位为“问题”的堆积地，就永远不会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现实不仅仅是问题的丛生场所，而且有它内在的逻辑和秩序，有它的丰富性和驳杂性。现实拒绝简化，永远比作家高明，它在更高处伫立着，等着我们去把握和表达，它是沉默的，我们只看到了它千疮百孔的表面，而对于它内在的繁华和灿烂、衰败和颓废，我们却视而不见。中外文学史的经验证明，把现实停留在“问题小说”的层次，就会遮蔽现实的丰富性，难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