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圣元，笔名盛源，197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敏泽先生研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8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8月至今，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理论领域的研究工作。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性问题之一。在文学观念史上，大凡原点性的问题，均会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1、必然会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形成不同的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2、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几乎都是在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层面上同时进行的；3、围绕核心问题而派生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形成相对稳定的问题域，从而带动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文学思想宝库；4、与社会整体语境联系密切，时代变化必然引起对其认识的新变化。我们在这里所要谈的文学创作与生活关系的问题，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铁门槛”
文学创作与生活这个问题虽然“旧话重提”、“老生常谈”，但结合当下文学创作的状况来看，却是一个非常需要进行现实反思和理论关注的问题。因为大凡在原点性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偏差，就必然会带来对于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失误，此即常言所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谓也。
对于原点性问题，首先必须回到原点上来展开讨论，这是诚实的理论批评态度所必需的。那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今天应该重点关注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奠基石这一定义，是不能也是无法改写的。在古今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关于生活对于文学的基石作用之强调可谓多矣。仅就中国传统文论而言，古人所言之“感物说”，即是在强调生活对于文学的生发作用。至如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所言之“眼处心生句自奇，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以及王夫之在谈论诗歌创作时所言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无不是在强调丰富而深厚的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文学创作是讲求想象虚构的，是讲求灵感的。但是，无论从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实际经验来看，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中的任何神来之笔，无不建立在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基础之上。文学创作应该表现作者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当然来之于作家内心。但是，切记，这一感受又无不是作家在观察、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作家如果没有对于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实感受，仅仅凭自己的想象闭门造车，即便有再大的文学“天才”，亦终究是“暗中摸索”，难免流于伪饰而“失真”。王夫之所讲的“身历目见”，是在申说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的滋养，他反复强调诗歌写作要“内执才情、外周物理”；诗情的激发，实际上是“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这么一档子事情，“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诗人写作要“俯仰物理，而咏叹之”，只有阅物多了，才能得“体物之工”，才可以达到“体物而得神”的艺术造诣。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实践的支持和规约，信马由缰地胡编乱造，其在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表现，终将如隔墙观戏、听人说梦，是难以达到读者的会心与叹服的。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深入生活、体察生活、尊重生活，确实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是一道铁门槛。
由此而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文学创作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问题。这是因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并非仅仅简单地描述生活现象，而是通过对于生活的叙写，来表达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生的体察和认识，抒发作家对于生活世界的艺术感受。因此，这就决定了作家面对生活之时，必然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艺术加工处理。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主张艺术真实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美学目的，但是艺术真实只能来源于生活真实、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一种提炼与升华。我们所说的艺术真实性，指作家经过对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或假定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家意欲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对于社会、人性的特征或内容的体认，展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以及人生理想，等等。艺术真实实际上是现象与本质、真相与假象、合情与合理的统一。文学中的艺术真实是针对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情感方面所达到的正确、真诚、深刻的程度而言的，其与生活本身并不构成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文学创作要贴近最能体现时代气象、时代本质的生活
强调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奠基意义，还只是就文学创作中的认识与表现层面而言的。实际上，就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而言，其中还涉及到文学如何与时代合拍，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这一问题。因此，文学创作如何贴近最能体现时代气象、时代特征的生活，正是我们今天谈论这一话题的题内应有之意。
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对此，刘勰曾经说“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讲的正是文学发展、文学创作中与时代、生活联系紧密的“时序”、“通变”问题。人们常说，文学是人类社会的一笔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是作家在观察、认识生活基础上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的解读、反思，是针对现实生活和世道人心所作出的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的提炼与升华。古往今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正因为承担了这样的职责，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才使得人们将文学视为崇高之物，其作者也因此受到世人的敬重而千古流芳。而文学创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时代意识，取决于作家对于生活的表现范围的选择，当然也取决于作家如何确立作家的表现态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这是因为当时的一大批作家能及时地从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因应时代所需，随时代脉搏律动而积极而热情地贴近时代、表现时代；敏锐而深刻地捕捉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强音，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思历史、促进改革、开拓奋进而大声疾呼；以昂扬的精神、澎湃的诗情来描写时代的风起潮涌和生活的壮丽画卷，来表现自己对于时代生活的感应及其生发出来的美学情愫。新时期文学创作，以其井喷般的气势，以其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出来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全方位展现，推动了时代的文学大潮，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从而对全民族的浴火重生起到了提振精神、凝聚共识的号角般的作用。这是文学反映时代、服务时代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一道异常璀璨靓丽的风景，必将得到大书而特书。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想取得超越性的发展与成就，必须将自己汇入到时代生活的洪流中来，贴近时代、贴近生活，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气象与时代本质特征的生活，敞开思想情怀，施展艺术才情，或讴歌之，或讽喻批判之，为时代存照，为生活写照，为民族复兴大业、为民生疾苦鼓与呼。
文学创作对于时代生活的这一担当，并非是文学精神、文学理想的失落，而是对于文学精神、文学理想的一种提振和彰显。
作家是有时代和生活理想的，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寓涵着特定的时代和生活理想。通观中外文学史，文学理想往往是与时代、与生活连接在一起的，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写作，很难实现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作家所追求的理想。虽然人们每每叹息当下的商业化气息弥漫、市场化写作兴起、新媒体技术挤压、后现代生活观念风行等等时代的文化、思想症候，对于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挤压和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些社会因素应该成为当下文学不再需要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我们正身临其境的生活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学理想的理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迫切需要作家们对民族、家国兴盛大业展示自己的精神思考和美学感奋，对人性、民生表现出自己的关注与关怀，对社会道德操守和审美情怀的净化发出自己的由衷之言和扬厉之声。文学史上的许多例子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如果在这方面自我边缘化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就必然会陷入自我沦落的泥沼。而在这时，再高谈什么文学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再期盼文学的天空会涌现出众人仰目的耀眼光环，则实在是一种反讽。
辩证地认识和表现时代生活的正负面
时代、生活的内容是多层面的，时代、生活的样貌是复杂的，而文学创作并没有规定只可以表现某一层面的内容，只允许描绘某一种样貌，而不可以触及其他。就社会而言，即使是一个清平祥和、制度设计合理、社会公义彰显的时代，其生活也并非铁板一块，光明与阴暗、正义与邪恶、美善与丑恶往往并存之，非此不足以显示社会的错综复杂，不足以体现生活的丰富多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代健康、向上的生活是否占据主流支配地位，美善相兼的精神生活情趣是否得到彰显，积极而深刻的反思批评的文学力量是否得到伸张。因此，文学创作中如何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时代和生活中的正负两面，便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关乎到自己文学成就的严肃问题，非常值得深思之。
毋庸讳言，受跨国文化资本操纵和市场化写作、大众影视媒介的深度影响，在近年来的创作中，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专拣社会和生活中的浑浊、阴暗面渲染，尽挑人性中的不堪与堕落处下笔，以发泄对社会主流生活、对时代主流精神的抵触、仇恨心理的现象，有时甚至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样的创作追风捕影，虚捏假造，攻讦谩骂，含沙射影，诲淫诲盗，污言秽笔，肆意称快，然而又言之凿凿地宣称，所书写的这些都是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事情，既然生活中有之，我为什么就不能写呢？这样的作品往往是打着反思生活、揭示人性、批判历史的旗号出现的，其不能或不愿意全面整体、客观公正地观察和认识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不能或不愿意理解和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健康向上的主流精神和生活姿态，而无限放大时代和生活中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名义上是在反思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而实际上却毫无行文学教化之诚意，而专行瓦解时代精神、涣散天下人心之实。
文学创作表现时代和生活，其对于时代与生活把握的准确程度如何，其书写的广度、深度如何，关键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时代观、生活观，以及创作目的和意图，只要出发点是对的，不管是史诗般地描绘时代生活的长卷，还是深刻地反思、批判、抨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缺失和病灶性弊端，还是展现时代生活河流中的涓涓细流和朵朵美好的浪花，都是对时代、生活的一种积极介入，都可以起到扬善惩恶、促进时代进步的作用，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告诉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介入生活，以什么样的思想情感为出发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来表达自己对时代和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关系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意图和目的，更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和艺术风格的形成。
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过去的文学创作是走过弯路、有过惨痛教训的。在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泛滥的时代，文学创作的路子曾经非常狭窄，在作品中生活往往只能以一种面貌出现，作家们在所谓“写中心、画中心”的创作戒律规制下，不能在作品中展开自己对时代及其生活的全面、真实的认识和评价，这是文学的悲哀与疼痛，也是一个需要记取的历史教训。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文学对于当下时代及其生活的积极介入，强调文学要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所独具的精神气象，表现我们所处生活的本质特征，并不代表我们主张文学要重新回到过去那样的一味颂扬、一味唱赞歌的老路子上去。我们需要全面、辩证地认识和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与生活，不能片面、偏执地认识和表现之，这是文学创作必须秉持的一种历史理性精神。
大时代呼唤大作品
在文学史上，每个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所具有的经历、教养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时代及其生活的书写丰富多样，姿态各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格。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一个作家是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及其生活来写作的。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写作，使文学堕入虚假，而虚假的文学，是无法产生积极的精神力量的。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强力复兴和新创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思想文化、积极实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文明和公平正义的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对此，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非常巨大的，亦为新世纪文学带来了一个再创辉煌的发展契机，需要分外珍惜，这就引出了当前的文学创作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表现时代和生活这一问题。
人们常说，一个作家欲成就自己的文学事业，必须对得起时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必须以创作的实绩来说话，作品必须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与淘洗。这是因为，作家一旦与时代精神和生活主流脱节，就会丧失时代感，丧失对于生活意义的确认，而必然导致内在精神空虚、思想褊狭、情绪毒化，恐怕连正常的精神情感世界都维系不了，而遑论文学事业的成就呢？古今中外众多留下传世之作的文学经典大师们，尽管他们初意可能不见得有多大的匡扶天下的远大抱负，也未必刻意要引导思想和精神道德潮流，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热爱生活、忠实于时代，当他们被时代及其生活所触动，受到感染和冲击之后，便会极力寻找和确认时代与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并且站在时代精神的潮头，将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认识所得，以自己所具备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素质，经过认真而艰辛的美学营构，书写出不违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画卷。因此，我们看到，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往往是时代精神的得风气之先者、敏锐感受者，也是时代生活的真实记录者，时代的风云气象，生活的万千姿态，生活世界的精髓真义，无不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展现。体认时代、体认生活，确实是疗治文风颓废、文章苍白无力的一剂良方。
纵观当下文坛，表现时代、生活本质力量和主流趋势的作品自然占据着主流地位，从而形成当前文学创作健康向上发展的推动力量。但是，躲避时代、躲避生活，尤其是躲避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力量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这些作品，对于时代和生活的观察和理解，往往偏于一隅，浮光掠影，加上作者自身精神世界的萎缩、猥琐，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些萎顿的、无聊的、无病呻吟的阿猫阿狗的东西。更有甚者，往往为了发泄自己对于时代、生活的敌意和仇怨，逞意于扭曲人性、展示丑陋，甚至热衷于搜罗、叙写伦乱、暴力、黄毒、阿谀、欺诈等等生活中异常阴暗的东西，并且将其视为时代、生活的标志。曾有诗人奢谈什么“诗就是驴叫”，标榜自己“写作为了赚钱，和摆地摊没两样”，真是让人感到不堪。如这样的丧失了对于时代、生活的意义感和热情，纯粹以一种阴暗、歹毒的、死寂的世界末日心态来看待生活与人生，什么时代精神、生活真谛、理想、正义、使命等等文学的价值追求，统统成了他们嘲弄、撕毁的对象，这样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吗？能流传于世吗？飞跃的时代、火热的生活，正在呼唤壮丽的、健康的、积极有为的作品，这正是我们强调文学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最终落脚点。当下的文学创作，需要能与时代和生活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需要充盈着滚烫的时代和生活理想的文学巨著面世。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作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关注时代、介入生活，立意于传世之作的书写，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自己的人生荣辱、文学成就与民族复兴的大业紧紧地融合起来。
宏大的时代需要壮阔的文学。以生活为准的，以时代为己任，是成就文学之业的一条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