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1982至1989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文学编辑室主任。已出版《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等作品。
对比以往的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有的也确实是深刻的，根本性的，有价值的。比如，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人的个性、尊严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的大胆呼吁和张扬。一句话，那就是倡导“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这样，20世纪中国文学就将聚焦点定位在“人”这个核心上，于是文学的社会性、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思想等价值观就被全面地凸现出来。
但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于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一个世纪的文学在获得了它的政治现实感、血与火的鲜活力和阳刚的强力之美时，却又产生了它过于功利化、世俗性和沉重板滞的不足。
尽管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沈从文等少数作家关注过自然，他们也有意无意地探讨着自然之道，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索，尤其对天地之道的探索却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一个共同的盲点，更有甚者，有的作家表现出对自然之道的无知、忽视及仇恨。如郭沫若在《女神》中将工业黑烟比成美丽的黑色牡丹花，并说：“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在这里，形象地表述有之，但对工业文明给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却没有自觉的意识。孙伏园曾写过一篇散文《南行杂记》，其中有对自然灾害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深表忧虑，但这主要还是一篇反自然的作品，典型地表现了作家对自然和自然之道的无知和仇恨心理。孙伏园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惟至弱的人才杀人，好汉应该杀自然。”他还这样表述说：“诗人爱‘自然’，我不爱‘自然’。我以为人与人应该相爱，人对于‘自然’却是越严厉越好，越残酷越好。我们应该羡慕‘自然’，嫉妒‘自然’，把‘自然’捉来，一刀刀的切成片断，为我们所用。”这是多么可怕的自然观和文学观。表面上看是为了人，而实际上却将人推到了更加绝望的处境。
从根本上说，人是天地自然中的一个小的微粒，它不可能不受制于自然之道，就如鲁迅说的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人应该研究、理解和顺应自然，而不是相反。像孙伏园这样做最终被毁掉的还是人类自己。因为违背了自然之道，人类社会就必然失了秩序与合理性。其实，关于这一点老子早就指出过，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曹禺曾在《日出》前引过此言，不过这只是用来批判社会，而未能对它做过进一步思考。其实，在中国文化和文学中一直不乏对自然天地之道的探讨，如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可惜的是：在20世纪中国，这些却被作家们整体地抛弃了。
宗教信仰的真空也是20世纪中国作家价值迷失之处。因为陈独秀早就提出，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包括儒家、道家，也包括基督教和佛教等。这种无神论的价值观对盲目崇拜而缺乏个性自由精神的国人来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是，精神信仰与盲目崇拜是两回事。基于无神论的价值观，20世纪中国作家出现了这样的偏误：一是对人的崇拜；二是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三是自我的过于膨胀；四是对人力的过分夸大；五是对天地自然、正义、公道与法则失了敬畏之心。如果不是这样，那对领袖的过分崇拜就不可理解；今天的科学至上和金钱崇拜观念就不可想象；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及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杀等就难以发生。还有腐败者动辄贪污数百万、数千万也是不可能的。当郭沫若在《天狗》里说：“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显然，这种天狗精神既是对无边个性的张扬，同时也是对自然天地和神的亵渎。
柏拉图曾说过：倘神不在，世上将一无所有。林语堂也说过：“我不能设想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倘若真的没有所谓的上帝，那么，我们也应造出一个上帝，来维持宇宙的秩序。”无神论者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他对世界和宇宙的可知可解性，他们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是万能的。而现代的科学技术却越来越证明：宇宙是无边的，也是难以真正被认识的。今天，人们对人体之谜尚未能解开，而对于有太阳系这样大的星体比上千亿个还要多的宇宙来说，我们人类如何能够根本地认识它呢？老子说：不知而为知，知而为不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20世纪大多数作家以无神论的姿态出现，在表现其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时，也表现了深刻的无知与虚妄。今天，以王朔为代表的骂派在越过了对道德主义超越的界限之后，其无知与虚妄的无神论倾向越来越暴露无遗。试想，一种文化和文学对什么都不畏惧和敬畏了，那么它还能留下什么？缺乏宗教情怀对文学最直接的危害是：崇高、神圣和神秘丧失了，坚定、宁静、博大而幸福的心灵被掏空了，所留下来的只是无家可归、不断喧嚣、浮动着泡沫，而又不停地追逐着的无尽的潮水。
文学当然不能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它必须如树木一样立足于大地，吸足养分与水分，将根扎得粗壮而深入，这就是说它要来自于生活和人民之中。问题是，树木还必须吸纳阳光与空气，更要向上生长，离开土地而指向遥远的天空与宇宙。文学当然也应该如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功在于它的忧患与平民意识，但失败也正在于此，即未能超越出来，升华出来。它往往更多地如草蔓一样匍卧在大地上。说得具体点，那就是对文学性的忽略。庄子的一些散文你不能说它离开了生活现实，而只能说它是从生活里升腾起来，以天地之道来观照人类的愚蠢可笑、荒唐无知。更重要的是，那是一颗充满自由、想象、生命和文学审美趣味的心灵创造。还有《红楼梦》，它起于生活但不止于生活，其中饱满而强烈的文学性永远给人以无限的恩泽。而20世纪中国文学多是意识形态式的作品，从生活中升华而又充满文学艺术魅力的作品却大大打了折扣，那些以独特的文学性感人，而又能长久地留传下去的作品就不多了。
20世纪中国作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主要有两派意见：有一部分人偏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充满厌恶，所以要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但大多数作家则是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向西方文明靠拢、学习和借鉴。我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作家所犯的“文化迷失症”，其归根结蒂的原因可能还是一元论的文化选择在作怪。其实，文化与文学的价值选择某种程度上不是单向的，也不是现时的，而是理想性的，就是说以健全的人类发展为指归，就是鲁迅说的：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能大胆的吸纳。当然，什么是固有之血脉和可以吸纳的精华，这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作家如鲁迅就认为幽默、闲适容易将人的个性磨平，而周作人和林语堂则一生受益于此。有的作家如余秋雨认为“梅妻鹤子”林和靖与毛笔的柔性文化是导致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而在张中行看来，顺生的人生观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我认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包括世界文化和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中，应采取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选择，只是要注意其适当的选择度。比如，中国文化文学到了20世纪初确实出现了过于柔弱的倾向，需要加入阳刚的美学品格，但这并不意味着阴柔文化就失去了效力，因为阴阳不能失调，而且从根本上说，阴柔是一种比阳刚更为内在、更为强大、也更为永久的力量。又如，自由的倡导是必要的，尤其在千百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但自由又有一定的限度，它最基本的是以不干预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而20世纪中国作家往往存在着这样的倾向：我要自由，但不顾他人的自由。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见去做，那我就不高兴；我可以随意地骂你，但你骂我就不行，……这都是放任自己的自由，或者说是话语的霸权。还有追求速度的线性发展，以至于文化和文学进入了失控状态，各种各样的追“新”、“后”，甚至“新新”、“后后”思潮很能说明这一点。在速度的神话面前，人们心气浮躁，也失去宁静、从容的气度与思考的信心和耐心。
我想，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各种的疆界，在高天自由的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