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1913—1992），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近年以来，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科的人多起来了，引起各方面的关心和注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现在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现代文学史问题。去年十二月，英文版《中国文学》介绍了我主编的那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说是作家面扩大了，谈了胡适、周作人、徐志摩等人，我接到海外许多人来信，大都表示赞成，觉得这样很好，应该多介绍一些作家。六十年代初编这部书的时侯，我们写了二百八十个左右作家，大学教师认为太多，不好教，后来扩大到五百个左右，都说没有办法，时间限制，材料不足。但文艺界还是认为太少。看来教材同学术著作的确存在着一些矛盾，入史作家的多寡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部教材是集体讨论、集体执笔的。我们编写时有三个要求：第一，尽量采用第一手材料，引证用早期版本，同时多读期刊，因为期刊可以看出时代面貌，相互关系；第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尽量采录大家公认的见解；第三，努力照顾教学特点。这样一来，就不能过多采用个人意见，不能写成“一家言”，而是使个人意见去服从已有的观点，对学术性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如果由我个人执笔，我要发表对作家作品的个人看法，一些新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值得大家参考。鲁迅说他写文学史，可以讲出一点别人没有讲过的东西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现在出版的文学史大部分差不多，连章节安排也一样，因为都是教材。我认为现代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如果不从现有框框里突破出来，一时恐怕还是写不好。过去有些没有写的作家应该写，写得不够的应该多写，评价错误的应该纠正。要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内去分析，注意它的发展，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个作家后来变了，就说明他变了。好人可以变坏，坏人可以变好，这是不能违背的历史事实。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譬如老舍先生，他是我的前辈，我对他很尊敬，他对我们文学事业作出很大贡献，是一位有很高成就的老作家。三十年代他写了一部《猫城记》，这是一部有缺点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忽然这样推崇它？我们都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他影射革命政党。现在有人说他指的不是革命政党，而是王明“左”倾路线，这完全离开了历史的具体条件，为贤者讳。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没有水平批评王明“左”倾路线，老舍先生倒批评了王明，这可能吗？如果说他在生活里感受到那些实际的东西，他也认为这是革命政党的问题，而不是王明的问题，不能说他批评的是王明。我个人认为，象老舍先生那样后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艺术上有极高成就的作家，初期创作中有一部《猫城记》，一点也不足奇，决不能说削弱了老舍先生的光挥。任何作家，都不应因为他后来成就高，就说他早期作品篇篇都好。反过来的例子如周作人，这个人我很了解，抗战初起，文协汇了三百块钱给他，劝他南下，避免被日本军人利用，他回信说因为家累，有老母寡嫂要他照顾，不能离平；结果既未照顾老母，也未照顾寡嫂，还是做了汉奸，历史是多么无情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以为“五四”初期他还是有贡献的，思想开明，《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影响很大，散文也写得很好。此外如曹聚仁也是这样，三十年代我和他一起在《自由报》写稿，对他也略有所知。他的《鲁迅评传》是自我吹捧，自我标榜，就象许多同志说的，的确没有什么可取。但他还是在香港做了一些好事。我们不能说好就一切都好，说坏就一切都坏，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一个人是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这样。文学史一定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坚持历史持平主义。

　　第二，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国外比较文学很发达，许多人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文学，三十年代我们在上海也介绍和提倡过，戴望舒翻译过比较文学的理论，傅东华译过《比较文学史》，期刊如《现代》和《文学》都曾提倡过，介绍的大概是法国学派，我记得都提到英国的波斯奈特（H·Posnett）。后来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股风冷了下来。解放后也没有人研究，但方法还是有人采用的。我觉得叫比较文学也好，不叫比较文学也好，研究“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不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不行。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这次翻了一些材料，觉得“五四”继承清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流风，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潮，形成许多文艺社团，我从材抖中发现社团多极了，介绍西洋文艺思潮很详细，有些社团办同人刊物，有些还出同人专集，宣传自己信奉的思潮和方法，到后来逐渐吸收，融会贯通，和原来的传统结合，形成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我看无论哪个国家，要使引进的外来东西真正在自己国家里生长，非要把根扎到本国大地的泥土里去不可，不扎到本国大地的泥土里，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譬和李金发介绍象征诗，开始是有功劳的，他从法国接受象征派影响，引进这种思潮，但他的中文不好，象征手法不能和中国语言结合，尤其是不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结合，许多人读不懂，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起过一点作用，在广大文艺界没有影响，他的诗很快被人家忘掉，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的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

　　鲁迅写《狂人日记》，他说依靠的是以前看过的一百多篇外国小说，茅盾也说，他最初写小说是依靠曾经读过的外国小说，鲁迅后来谈到《仿徨》的时候又说，他终于慢慢的脱离了外国的影响，在技巧上逐渐成熟。每个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中国尤其如此。我们从清朝末年开始，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五四”大量接受外来思潮，要从西方寻找真理，政治上如此，文学上同样如此。政治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文艺上的外来思潮也一定要同中国的现实生活结合，同中国原来的传统东西结合，然后建立起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这个民族风格才真正有世界意义，国际意义。恩格斯讲过这样的话，高尔基也讲过这样的话，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一个衍变发展的过程。研究“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除了弄清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外，至少要有一个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比较。日本朋友提出应从事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较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关系，非常重要。究竟接受了什么，后来怎样摆脱，又怎样建立起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来。不搞比较研究不行。至于综合研究范围就更广了。人与人的比较，古代与现代的比较，中国与外国的比较，法国和英国提倡影响比较，美国提倡并行比较，现在影响与并行有结合的趋势，还有超学科比较，例如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如果不先弄清这些，怎么研究鲁迅！怎么研究现代文学！鲁迅知识渊博，尤其在杂文里，各方面东西都有。不了解，不掌握多方面的关系，研究肯定不会深入。我们过去的确有把鲁迅孤立起来的现象，好象鲁迅就是鲁迅，他和同时代人没有一点关系，同以前的人也没有一点关系，同下一代人也不会发生什么关系。鲁迅曾以硫化铜和金子作比喻，说明比较的重要，实在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我想谈几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关于小说散文化问题，去年在香港开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吴茂生博士的论文是谈李广田长篇小说《引力》。《引力》发表在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李广田在序文中谈到，他写惯散文，因此对小说里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概括能力较差，不大能够控制，写得较散，有点散文化。论文作者又指出小说缺乏层次和高潮。在讨论中有个研究外国文学的人认为，散文化是中国“五四”以来小说的特点，许多小说都是散文化的。故事情节不紧凑。我看外国小说中也有这种情况，不过中国现代小说在散文化方面的确突出一点。废名的小说是完全散文化的；八一年短篇小说评奖，得奖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很有风格，有时也有散文化的倾向。散文化是一种现象，不一定不好，有的作品有散文化倾向，却写得很好。我记得四十年前艾青在他和戴望舒合编的诗刊《顶点》（桂林和香港同时发行）上，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论诗的散文美》，文章不长，写得很好，我至今还留有印象。他自己似乎也很喜欢。他的《诗论》多次改版，这篇文章却一直保留下来。诗当然应当是诗，但可以有散文美，小说也当然应该是小说，但也可以有散文美，这要看作者怎样处理。重要的是：散文化的小说仍然应该是小说，散文化的诗仍然应该是诗。沈从文的某些小说也是散文化的，但写得很有风采。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过去我们没有很好钻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现象，应当予以注意和研究。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学者的散文问题，讨论会上梁佳萝博士提出三个人，梁实秋、王力和钱钟书。他举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三书为例，认为那是学者的散文。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但想把范围扩大一下，以为可以一直推广到英国的Familiar Essay——随笔性散文。这方面的代表我觉得应推周作人，周作人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开明，要肯定，后期不行了，专门抄旧书，不行就说他不行。他的随意而谈不拘一格的散文风格应该有人继承下来，加以发扬，鲁迅早期有些杂文也属于这一类，所谓“语丝体”都是随意而谈的随笔。我觉得已故的梁遇春是高手，他的《春醪集》里都是这类文章。我们后来提倡和流行的，要么是战斗的杂文，要么是轻松的抒情文、游记、回忆。随笔式的散文很少人写了。上海有个黄裳，他的散文是学者的散文，有考证，有闲谈，有读书札记。随手写来，娓娓动听，写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无论如何，这种散文的传统应当加以发扬，应当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文学史家们的重视。

　　最后一个是资料问题。现在我们应该大力抢救资料。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多年来天灾人祸，外国侵略，军阀内战，以后又转入革命战争，资料毁灭，难于保存，建国以前的东西都很难找，急需大力抢救，幸而现在多方面注意，有的重印，有的复制，有的编辑成套，即将陆续出版。另外是请老人写回忆录，访问整理，中央积极提倡，十分重视，请许多老帅写，老干部写，文艺界以茅盾为首，许多同志都在写回忆录，确实非常好，要坚持和抓紧。但与此同时，我也要提出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面，那就是，在一部分回忆录里，往往掺杂着一些不真不实的东西，必须仔细分析，仔细辫别。有的属于年代久了，年纪大了，记忆上有错误；有的则是作风问题，那就难说了。

　　我现在在这里顺便谈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有人约我写文章，我已经答应，但目前没有时间写，也因为有几个细节需要仔细核实，然后动笔。但很多同志写信给我，又有同志希望我在动笔之前，先在适当场合声明一下，说一说我的看法。一是关于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究竟由谁代为保管，转交给党中央的问题。胡子婴同志在《书林》上发表文章，说《可爱的中国》是由她传递的。方志敏的儿子方兰夫妇到北京找我两次，最近还从南昌打来三个长途电话催我早日执笔。因为我写过一篇《同志的信任》收入《鲁迅的故事》，又被采入中学语文课本，记录了这件事，说《可爱的中国》是由鲁迅传递的。许多人也写信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声明，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和《可爱的中国》的确由鲁迅保管，交给冯雪峰转党中央。冯雪峰当时把信转了，书请谢旦如暂藏，雪峰和我谈了经过。藏书人谢旦如当年将《可爱的中国》用《方志敏自传》名义出版，后来雪峰将《可爱的中国》交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我都与问其事。至于胡子婴同志也的确经手传递过文件，但不是《可爱的中国》。

　　第二件事，也是《书林》上发表的文章，作者沈鹏年，过去和我相识，这个人搞材料还是可以的，钻劲很足，就是学风不正，很多人知道。他文章说毛主席和鲁迅曾经见过面，据说有些杂志还转载了这篇文章。但这是不真实的，根据周作人日记和其他材料，毛主席的确到八道湾十一号看过周作人，那是一个下午，鲁迅正在教育部开会，没有遇见。文章还说上海虹口区副区长有个材料，可以证明鲁迅和毛主席见过面，但他并未说明那个材抖的详细情况。那个材料更妙了，说鲁迅和毛主席见过多次面，都是由她已故的丈夫联系的。其实那个材料，很久以前有人就给了我，要我考查，我经过初步查对，证明不确。想不到在我案头搁了几年的材料，沈鹏年现在却抛了出来。

　　至于周作人，就凭毛主席去看过他，解放后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要求转给毛主席，信写得很长，大约有五千字左右，谈他自己的思想，曾受汉代王充、明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影响，以及抗战时堕落为汉奸的经过。我当时和他有过接触，主要是谈关于鲁迅和现代文学史问题，他谈了一些，只字没有涉及毛主席和鲁迅见过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