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1936—2012），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代表作品有《孔子思想体系》，《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十大史学家》等。

　　谁是中国人

　　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

　　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

　　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

　　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

　　清末章太炎著《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

　　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

　　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

　　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

　　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

　　历史的中国

　　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〇〇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历史

　　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

　　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

　　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

　　倒是十六、十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

　　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

　　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

　　那以后，中国的历史著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

　　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

　　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著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著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

　　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难。

　　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

　　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

　　中国人要知中国史

　　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

　　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全部人类史，特别是中国历史，被化约成若干干巴巴的教条，成为贯串历史教科书的“红线”，谁有兴趣学它?有很长时间，中国史不受中学生欢迎。大学里连文学、哲学、新闻、艺术等人文学科各系，也都不愿专设中外通史课程，也许由于重复那些教条没有意思。

　　效应呢?休说别人，就是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国的过去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并非“明末清初”。我们的媒体涉及中外历史事件和人物，频频出错，已属司空见惯浑闲事。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往古来今的历史不感兴趣，以所谓历史题材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证。然而，历史论著虽多，却极少吸引人阅读，于是以假乱真的“戏说”式的所谓讲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真史。如今人们则信甚么皇帝太后之类的伪史是事实。秦始皇成为爱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马迁被汉武帝阉割后继续长胡子，康熙祖母没死便自称“我孝庄”，残忍的独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乐又导致举国腐化的乾隆则成为深入民间微服私访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对和砷敬佩得五体投地。类似例证，不胜枚举。中国历史被糟蹋到这种程度，“以史为鉴”从何说起。

　　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以为历史有那么大的作用。但历史不能变成哈哈镜，不可藉助现代科技手段肆意扭曲，拿来辩护现状，或者当作骗钱的伪劣商品。日本右派“颇知历史”，首相议员不顾谴责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致当今日本青年学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父祖对亚洲各国人民，制造了那么可怕的灾难。美国所有大学生都必修美国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号装载几百清教徒到达美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造成了今日美国的富有、强大。我们有些人羡慕美国人爱国至诚，却不知那是片面强调美国精神的历史教育积累的效应。

　　我常说学历史没甚么用，因为这不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我也不赞同笛卡尔式的观念，将现代和传统断作两撅（参看史华慈）。现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沦丧，是反历史的。而“河殇”一派断言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宣扬彻底反传统，同样是反历史的。

　　中国历史表明，中国所以拥有全球传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国所以在中世纪一直居于世界文明前列，中国所以在近代世界成为域外列强争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历史活力。古典的百家争鸣，儒家早已分崩离析，但它终于熬过秦汉“安宁术”的打击，因为它自居弱势，既迎合权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诸派学术补充自身。结果汉代经学虽已脱胎换骨，但外表还奉荀况改造的孔子形象作为偶像，正如圣保罗新创的上帝教义还要用耶稣基督命名一样。以后中世纪经学不断迎合改变了的权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将佛道等教新说，纳入自身的经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师都是假孔子。

　　五四后周予同先生曾综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的见解，指出中国经学史就是假孔子的发育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重考“圣名史”，指出没有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汉的孔子之术，到汉晋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颜之道，直到朱熹死后百年才由科举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个观念形态接连畸变的长过程，况且从明初二祖到清雍乾二世，连朱熹也非复生前原貌，更不消说孔孟都早成仅为帝王术掩饰的文化符号。

　　符号史不等于真历史。我们自幼至壮，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变，行为、思维和心态也无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不论回忆是否五味俱全，却谁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但通过回忆，深思人生历程，可以发现我们怎样从幼稚变得成熟，或由天真变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屡屡在类似的坑洼处跌倒。因此，历史不会重演，但回顾历史，却可能使我们变得聪明。假定有一门学问，可使个人、民族、和世人，都变得比较聪明，那就是历史。

　　向大学生建议习史

　　中国还没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亿人口中得入大学的，不过千分之一。因而中国大学生既属罕有，往往自视甚高，乃知自视天之骄子，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学历愈高，识见愈窄。上海市民谚谓，“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但不可不承认这是对学界分工专化窄化之现状的一种讽刺。陈景润便是显例。

　　比较地说，人文学者的眼界较开阔，而历史学家特别是“通人”的眼界更开阔。中国史学史表明，从秦皇汉武以来，历史学家就经常被历代统治者憎恶，尤其当他们重历史胜过重政术的时候。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受天刑”，尽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后千年了，到“文革”还是将“资产阶级”史学当作由头，可知历史学家的命运，总在负面。

　　我曾怀疑“八亿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断，当然也认定历史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我以为，中国人特别是大学学历以上的精英阶层，非学点历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学点中国史。

　　理由很简单：你是人，当然应知人兽乃至动植物区别的由来；你是现代人，当然应知地球村史，所谓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是现代中国人，当然应知道今日中国的先民，怎样历尽艰辛，给今日中国各族居民，开创改变了当前生存环境和社会体制。

　　从民国以来，数典忘祖和认贼作父两种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态。然而十五年来，所谓民族主义，受到权力鼓励，藉助舆论一律，似成历史传统的聚焦点。

　　难道清末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蠢举，可称民族主义吗?从满洲入关，以文化落后的征服者，统治文化先进的汉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确曾以辽金元的失败史，当作历史的镜子。以满驭汉，禁止满汉通婚，宣称满文为国语，中央政权实行满汉双轨制，不容非八旗汉人染指兵权，乃至重新审定全部传统经史典籍，用权力强迫删改统治者发迹乃至其先民的历史，这都似在民国官修清史中再现。

　　满清属于历史已九十四年，民国在大陆成为过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汉书》以来两千年的“隔代修史”传统，蒋介石退出大陆前，没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证明这个政权非继清的“正统”。倘若驱蒋立国，时逾半个世纪，胜朝史止于残篇，居然由权力干预，耗用亿万民脂民膏，集合万千专家浅人，不顾《清史列传》《清史稿》和众多实录野史，早将满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实厘清，用所谓新编清史，冲击民国史乃至国共斗争史的研究，乃至转移人们对于共和国史的视线。这现象岂非值得深思。

　　介绍几本书

　　历史教人聪明，读史却很辛苦。况且比较翔实、简明、可读又给人启迪的入门史著，实在少见。

　　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书，有志于了解一般中国史的同学，不妨选读这样几本书：

　　（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是费正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国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国通史。宋以前诸章由赖世和执笔。由蒙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章是费正清写的。他设定的读者对象为西方知识分子，却很适合我们的初学者，尤其我们至今没有像样的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有二〇〇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中译本。另外，他的经典性名著《美国与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等，也都有中译本。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前三卷。

　　（3）钱穆《国史大纲》。

　　（4）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朱维铮先生未刊遗稿，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