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西方文化融会与中华文化的重构
陈才俊：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通过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内部的传递、继承和发展而延续，另一方面则通过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与融合而实现。1975年5月27日，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1928— ）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宫演讲时曾说，人类文化交流“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本身的性质不断地促进其交流”。就是说，“文化的核心本来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脉搏的跳动。所以，正好似人在高兴时发出的高音，在人们胸中张开的弦上跃动，奏出共鸣音，文化作为人类必要的活动，当然会越过一切隔阂，寻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鸣。”
章开沅：各地区、民族或国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也可能是通过血与火的方式，但归根到底，没有交流就缺乏比较，没有交流就难以进步。历史上如此，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更是如此。著名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曾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历史证明，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地区、民族或国家，其文化的发展则明显滞后，有些甚至已被淘汰。
陈才俊：有人曾以一本现代纸质版的英文书籍作为例证，阐释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英文字母源于拉丁文字母，拉丁文字母源于希腊文字母，希腊文字母源于腓尼基文字母，腓尼基文字母又源于埃及的辅音字母；标识书籍页码的数字则源于“印度-阿拉伯”数字；印刷书籍的纸张是中国人的发明，印刷术亦源于中国。而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又基本上是从西方学来的。因此，只有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能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才能催生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
章开沅：中国是世界最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早在人类文明的朝霞时期，中国和西方各古代文明国家，尽管远隔千山万水，而彼此间的了解、接触和交往却在步步发展扩大。日久天长，中西文化交流宛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为江河海洋。丝绸之路的形成，即是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活化石。即便以狭义的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西汉时期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然丝绸之路的形成本身并非为了文化交流，主要还是因为军事、政治及商贸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促成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是西汉末年的佛教东传，随之法显、玄奘到西天取经，把印度的佛教经典带回中国。今日中国所见的《大藏经》，就是当时一大批僧侣致力于佛经翻译的伟大成果。佛教也自此在中国深耕，并且开创了唐代禅宗的盛世。直至今天，我们提到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时，都是称“儒、释、道”三家，“释”的排名甚至在“道”之前。
陈才俊：西汉末年以降的佛教东传，完全是宗教性的、文化性的、和平性的，不带有任何强制性。中国人完全是“主动”去学习，而不是“被迫”去交流。当然，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受到本土文化的抗拒与排斥，甚至在政治上还出现过“三武灭佛”的悲剧，但其毕竟最后在中国牢固地扎下根基，而且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佛教。
章开沅：佛教传入中国后，陶醉于儒家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中国知识分子顿然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这么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把宇宙人生阐释得如此透彻。中国人从此除了成君子、成圣人甚至成神仙之外，又多了一种选择：成佛。由于佛教的刺激，唐代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一时间，参禅学佛顿成时尚。佛教的挑战成就了宋朝的理学，及至明代王阳明而达“心性之学”之大成。这是中国人面对第一次强大外来思想——佛教时所作出的回应。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植根，对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政治经济、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以及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建筑等各个领域都曾产生深远影响。正是这些影响，构成了中华文化集儒、释、道为一体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陈才俊：中国在接受佛教传入不久，便将其传播至东亚。当然，同时传去的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大成果。池田大作曾对您说：“贵国（中国——作者引）对日本文化赋予厚恩。日本不知有多少文化和思想从贵国那里学习而来。我们所信奉的日莲佛法也是以途经贵国传来的法华经为基础的。日莲佛法对中国与韩国有着这样的描述：‘日本国是此两国的学生。’这也就明确表明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恩师国’。”池田大作甚至认为：“这些学习对日后日本的国家形成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章开沅：中国史书关于中日交流最早的记录，是《汉书·地理志》对朝贡贸易的确切记载。《后汉书·倭传》记录显示，两汉之际中日两国有过连绵不断的交流。不过，中日之间正式的官方使节互访，可以确定为是从日本向隋朝派遣“遣隋使”开始的。此被视为政府主导的中日文化全面交流的发端。
公元630年到669年，日本遣唐使前后7次渡唐，每次规模都达一百到两百人。而在公元702年到752年这50年间，共派遣四次使节团，每次人数都多达五百人以上。至唐朝末期，遣唐使派遣虽然逐渐减少，但公元838年仍有651人。这些遣唐使，有学习一般学问的学生，也有主要钻研佛教的的学僧。学生到达长安（今西安）后，大部分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六学馆，学习各自的专业。而学僧则是各自前往有高僧住持的专院，专心学习各宗佛教。当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华文化是佛教和儒学，以及制度和律令。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中日文化交流还增添了新的趋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向日本学习，从日本“转口”输入西方近代化思想。
陈才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西文化的直接碰撞，则是以基督宗教之在华传播为媒介的。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并非始终一贯，一帆风顺，而是时断时续，筚路蓝缕。在历次的对华传教热潮中，基督宗教的不同教派曾先后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唐代的景教（亦称“聂斯脱里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中叶后的天主教、清初的东正教乃至晚清的基督新教等。
章开沅：基督宗教先后于唐代和元代两次传入中国，元亡之后曾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借助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东西航路的开辟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全球扩张，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由海路抵达中国。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在西欧的势力大大缩小。为了能将在欧洲的损失在海外弥补回来，天主教新创立的传教组织耶稣会率先派遣传教士前往东方，拓展教会领地。紧随耶稣会之后，欧洲其他天主教修会亦纷纷在远东建立传教基地。天主教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将中国人皈依成上帝的儿女。而恐怕出乎他们意料的，正是他们引发了第一次西学东渐大潮。
在明末清初的二百来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宣扬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通过与儒家经典和学术思想的融合、会通，向中国士大夫传扬天主教教义，试图达到将整个中国“基督化”之最终目的。传教士们的文化传教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触动颇大，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也是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对话的倡导者，而且还是把西学介绍到中国、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早期开拓者，是其时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之巨擘。
陈才俊：总的来说，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多是在宗教信仰上坚定、热诚，在学术文化方面颇有素养的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他实用科学家。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还把中国的许多经典文献翻译成西方文字传播到欧洲，开启了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因此，他们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之中坚力量。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视野广阔，学识精博。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官民，并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其传教事业，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书写了开创性的篇章。
章开沅：异质文化的相遇，会导致冲击、竞争乃至失落，亦有可能走向交流、融合并达至会通。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对双方的历史都起到了冲击作用。影响总是相互的，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肯定巨大，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耶稣会士本来是以维护圣教为己任的，但是他们到中国传教的结果，却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将中国经典文献带回西方，催生了西方的反宗教理论。伏尔泰（Fran?ois-Marie Arouet，1694—1778）热烈推崇中国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思想文化对18世纪的西欧、特别是对其启蒙运动，影响至深且巨。西方早期对中国比较具体的知识，正是由此期的传教士带回。这些传教士也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最早研究者。他们既是更广泛意义的中国思想文化西渐的开拓者，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肇始者。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假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反对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从而对启蒙运动起到催化作用。这一点，是代表旧传统势力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始料未及的，也并不符合他们来华之初衷。遗憾的是，由于康熙后期爆发的“礼仪之争”，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交流被无情中断。
陈才俊：19世纪初，基督宗教的第四次来华，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兴建学校、编译书籍、传播福音，很快让长期置身于闭关锁国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正是因为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渐趋深入与巨大影响，激发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并最终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章开沅：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被视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他们主要是在其时基督新教传教士所提供的有限的地图、报纸、书刊上了解西方。那么，在此以后，众多有识之士可以通过口岸租界、香港、澳门以至走出国门，直接观察西方近代文明，对中西文化加以比较并作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代人物以华人基督徒为主，同样出生于1828年的容闳与王韬则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容闳是先系统接受美国高等教育之后，再回到中国重温传统文化；王韬则是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再到国外观察西方文化。容闳虽然日益西化，但仍然保持着中国之根。他不讲究什么主辅、道器、体用之分，目光全部集注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具有基督宗教文明博爱与献身的精神，而这多少又包含若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气概。而王韬，只有到西方，到一个纯粹的、业已真正近代化的西方，经过多年耳闻目睹，才能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之异同，并且全盘加以区别、比较和抉择。
陈才俊：比容闳、王韬晚出生38年的孙中山，同样也是一位深受西方文明熏染的基督徒。1879年至1892年，也就是13岁至26岁期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Honolulu）、广州、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他长期居住、奔走于以基督宗教思想文化为根基之欧美地区，是一位饱受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睁眼看世界”，而且在于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和批判东西方两个世界，最后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旧的世界，创立新的世界。
章开沅：孙中山12岁前往夏威夷（Hawaii），“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这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这么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特别是近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他在伦敦蒙难滞留期间的苦读、交游与实地观察，对于“天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的过程。由于地域或亲缘关系，孙中山直接接受的是美国教育，所以早期很自然地比较敬仰西方。他努力学习西方，以美、法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且把革命的运营主要寄托于欧美，特别是当地侨界人士的帮助。但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孙中山逐渐发现，民族主义才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只有恢复民族平等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
孙中山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古代的儒家历来主张行仁政。正统儒家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把这种古老儒家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陈才俊：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幕拉开之始，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启了关于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之论争，可谓持续至今。如何在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认识东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以帮助人类为未来的继续生存做出最佳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际，您在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冲突纷争与危机灾难所作的“世纪之思”时，提出运用“最大公约数”这一理念来解决各种争端。应该说，这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一大贡献。
章开沅：最大公约数本是一个数学概念。人类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过程，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世界异质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虽然不同，不同地区和国度的族群虽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异，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寻找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寻找最大公约数，就是在坚守“同”的基本底线的前提下，谋求对“异”的最大包容。寻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就需要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中增进共识，在包容文化的多样性中实现和谐，形成异质文化彼此认同的价值理念。各种文化由同而异，然后由异而同，最后归于大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进步的文化观。
比如，当今世界就存在一个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导致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寻找最大公约数不妨可以作为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有益尝试。也就是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具体到中国，应该把中国固有道德扩大到融合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的基础。
陈才俊：1979年9—11月，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中国大陆学者访问美国和日本；1989年6月，由您倡导和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大批海内外著名学者出席会议（此次会议乃是第一次以中国教会大学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里程碑）；1992年7月，您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您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应该说，您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涉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是以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为路径进入该领域研究。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由西方教会组织与传教人士在华创办的一批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型制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当时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推进，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宗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华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华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四、异质文化的植根与中华文化的再造
陈才俊：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绝，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更多地体现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中所秉持的巨大包容性。
章开沅：中华文化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华帝国虽然也曾被游牧部族入侵甚至统治，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汉民族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者游牧经济，而是彻底地“汉化”外来者。所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连续，没有明显的停顿。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地理位置比较封闭所致。
陈才俊：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国家。佛教传入之前，政治上的大一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时达成。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用的是法家思想。汉朝初年，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政治与学术思想的主流。晋唐之间，中国高僧西行求法，引领时风。中华文化早期一直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
章开沅：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对唐朝文化情有独钟。成熟的唐朝文化绚烂夺目，充满自信，包容而开放。都城长安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兴盛；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的堂堂风范。当时的长安，不愧是“诗歌之都”、“文化艺术之都”，也是让世界向往的“丝绸之都”。
陈才俊：然而唐代之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再也没有过一帆风顺，而是充满逆流和曲折，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学术思想始终被隔绝于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思潮之外，使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个世纪之久。
章开沅：中国本来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占有一席先进的地位，但由于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不能与时俱进，故而错过了好几百年的历史机遇，错过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时机。清初以来的两百年间，中国未曾有过西行求法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行动，从而对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康雍乾号称盛世，但由于愚昧封闭，妄自尊大，所以从不派人西行，不与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学习。统治者缺乏进取的态度和全球视野，故步自封，不能正确地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对于一个正朝着近代化道路奔驰的世界不闻不问，从而导致中国未能汇入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所以，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因为此，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垄断”了其时的中西文化交流。16、17世纪的西学有两种：一种是代表教会正统的经院哲学；另一种是代表新思想与新科学的近代西学。我们应该区别开这两种文化或者思潮。可以想像，如果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如果当时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西方中世纪传统的神本主义而是文艺复兴以来已成为西方思潮主流的人本主义，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陈才俊：近现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俗称西学东渐。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国时期，是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重要阶段，一直由传教士充当着主角。但由于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宗教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可谓荆棘丛生，举步维艰。
章开沅：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除了天主教神学知识外，还涉及到哲学、语言、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兵器、地理、建筑、水利、绘画、音乐等等，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元素。其时，西方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异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因此，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翻译与介绍，对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西方科技著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契机。
陈才俊：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得到较快的发展，天主教会遍及许多省份。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开阔了中国少数士大夫认识世界的视野，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也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章开沅：但是，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虽然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改变中国人对西学的基本看法。其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墨守成规，抱持以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学中源说”，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无所不包，对外来文化异常排斥。事实上，当时传入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由于只在少数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地普及，所以，其影响面只涉及到精确历法的修订、全国版图的测绘、先进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等，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身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体上触动甚微，影响有限。
陈才俊：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晚清民国时期，传教士在向中国引介西学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发展同样产生了冲击与助推作用。耶稣会士将中国的经籍、史地、文学、艺术等广泛传入欧洲，对18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新教近代来华后，传教士都能直接阅读中国经籍，深谙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们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的重要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介绍到西方，再次掀起欧美的汉学热潮。
章开沅：异质文化在相遇时，宜采取融合与合作的姿态，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推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国的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与对外交流，早已植根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形成“儒家文化圈”。其后，儒家思想又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传至欧洲，受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伏尔泰、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1723—1789）等人的高度认同，还受到法国思想家魁奈（Fran?ois Quesnay，1694—1774）的热情礼赞。
陈才俊：罗素十分注重异质文化接触和互补的重要性。他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不少。” 池田大作也曾说：“接受不同的文化，是从‘学习’、‘吸收’、‘模仿’阶段，到‘咀嚼’、‘选择’、‘适应’阶段，最后到‘升华’、‘发展’、‘创造’阶段，这个过程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是一种编入新文化的价值创造。而且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动力。”
章开沅：对于这两位哲人的观点，我颇有同感。在这一方面，日本民族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在历史上充分展现出出色学习外来文化的特质。他们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并且在消化吸收的同时，还加入创新。所以，日本的近代化进程非常成功。
陈才俊：有“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之称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韦卓民曾指出，一个国家的人不能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吸收或转化，通过转化与融合而逐渐发展成长。韦卓民主张，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和欣赏的态度，不是用征服对方的态度，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还提出，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避免与其他文化接触，而是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它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华文化更臻完善。
其实，韦卓民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大规模“反基督教运动”的语境下发表上述主张的。这也是基督宗教文化自传入中国以来所一直面临的困境。
章开沅：的确，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充分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用养分，才是中华文化完善与再造的有效路径。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对待作为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督宗教问题。
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宗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宗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宗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宗教的普世性是由各种各样文化语言的诠释、发挥逐渐构成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基督宗教和基督宗教文化，早已不再专属于西方。仅就中国来说，基督宗教的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多经挫折与停顿，但即令从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将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算起，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中，并非全都是外国教会一味强行输入，其间也有基督宗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顺应与调适，同时还有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的认知与融合（尽管只有一定程度）。
陈才俊：您曾指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宗教文化。基督宗教神学是基督宗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
章开沅：客观地说，历史的结果与历史上几次基督宗教入华的初衷是有很大距离的。直至今天，中国并没有变成“福音世界”，但西方文化借助传教运动却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使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增强了改变传统、图强变革的“紧迫感”，还促使许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奋起投入救亡运动中去。这些状况都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士所没有预料到的。肯定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近代基督宗教入华是在中国丧权辱国、被动承受的局面下进行的，那么今天的中国已是强盛的民主法制国家，我们应该以主动态势促成包括基督宗教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