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如何解释历史等，皆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呈现崭新的面貌。
众所周知，自从达尔文进化之说兴，历史观念为之大变。进化论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关进化论的文本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等观念经常被运用于历史解释。但是，《天演论》被史家直接参考引用并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学术价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译本，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史学界最为风行的一本史学理论教材，集中阐述进化史观，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最大。对于历史是什么，浮田完全以进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观念。不论对社会进步的阶段做何种划分，社会进化论皆强调人类历史存在阶段式的推进，犹如生物由一种形态进化为更高一级形态，井然有序。进化论原本是从生物学领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英人斯宾塞把它泛化到社会领域，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长、发展，整体内的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则把历史视为有机体，如同社会、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发达，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由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不断上升。《史学原论》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中较为重要的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思想输入中国，对史家的观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中国传统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愿望，故梁启超批评旧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1902年梁启超承袭浮田《史学原论》，发表《新史学》，提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应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大宗旨。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史事间的前因后果，颇可怀疑，但他们至少在宣称以追求公理公例为目标。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为局部的公例，并以此解释历史现象。大多数史家视中外历史发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适用，具有普世性。
“历史者何？所以载其演进发达之阶级也”。进化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犹如有机体，进化历程之中必经种种“阶级”，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挺进，达到美善的境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而人类历史进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须经过每个阶段，但是，“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文明发展有先后，“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为“历代万国之公例”，“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阐明“社会进化之阶级”。中国史家热衷于历史分期断代，或受此影响。后来大部分中国历史叙述强调分期，放弃以朝断代的做法，让中国历史呈现出不断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与阶段论的历史思维有渊源关系。
20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具体单个人在历史中的隐退，这一取向与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学之所以与国际接轨，不能不说受到西方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晚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人是英国的斯宾塞。他虽不是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观念却被梁启超称誉为“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对中国近代史学取向有关键性的作用。单个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写的对象，群体化的人“事”始为历史的主体。彼时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为某一人写专传，亦不是为某一群人写列传，而是叙述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进化之状”。“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不再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的有机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如果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么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确实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唯独与章节体相似的纪事本末体或能满足此需要。章节体被广泛采用，正配合了中国史学“人的隐退”取向。纪传史学由中心退为边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进化论引入历史，使史学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如此，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写作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进化为中心的章节体历史写作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既然历史书写的对象是人群、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那么涉及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旧史家以单个人物和事件的善恶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历史进化之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旧史家驾轻就熟以春秋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会进化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则是陌生的。晚清以来经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读书人慢慢地接受、习惯用进化维度评论人与事，从历史发展大势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对旧史家所特别在意的善恶，不仅忽视，反过来还批判以伦理道德褒贬人物的做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即旧史讲褒贬，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而是从所谓“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对个人行为“不致有过分的苛责”，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价值、尊严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与旧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淡化人性的普世价值，成为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
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扩散到各个角落，形成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如历史背后有因果关系，历史存在阶段性变化，单独个人的隐退，评论历史缺乏人性维度等，只是思维方式受进化论影响所表现的诸多样式之一，其形式甚为繁复。因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须追溯其过往，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到现在的样子。进化史观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彼此相联，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指导未来，换言之，未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过研究过去，知道未来的趋势。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双重任务，在知识层面，要善于发现“进化之公理公例”，在实践层面，史家的责任是“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正因为历史为解决现在问题、指引将来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者不是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趋势尽早实现。这一观念到左翼史家那里又有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关于历史分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史家采用上古、中古、近世区分法，但李泰棻《中国史纲》、陈恭禄《中国史》同受进化论的影响，却仍然主张以朝代分期。因为他们认为上古、中古、近世区分只适合于西欧历史，若用之于中国历史，则削足适履，武断牵强。总之，经过进化论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强势话语，原先那些属于主流的话语，逐渐被边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而不彰。随着时间推移，当史家自我审视线性思维的不足，有些“异端”声音始被人所注意，方彰显出思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