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教育家的消失

　　以并校、圈地和各地纷建豪华大学城为标志的高校扩张升格浪潮已经落幕。在经历了所谓跳跃式发展之后，许多大学很快便暴露出了困境：一方面是巨额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则是无钱还贷。两方面几成恶性循环。最后据说还是要由国家财政买单，也就是每个纳税人不得不为此出钱。所以，大学的困境反倒证明了大学含金量的提升。只有大学是可以借钱不还也不会破产的。

　　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支持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巨额的项目资金。有钱做学术本是好事，但钱太多了反而使好事变了味。为了争取最多的资金份额，拼凑华而不实的大型项目已经蔚然成风。大学内部自成一种利益共同体，荣损皆俱。所以，当今的大学“老总”也就是校长，只要管住两件事就能保证基本无忧，一是政治正确，二是政绩数量(或叫数字政绩)。浮夸的量化政绩乃急务和要务，真学术其实反非首选。

　　既有钱又有政绩，大学校长现在总算可以当得很光鲜了。据我在大学几近三十年的观察，大学校长不外两种人选，一是以学者为表实属职业的行政官员，二是专家教授。对前者来说，校长一职是一种官位，做校长就是当官。对后者而言，则经历了一个由学者而官员的蜕变过程，当官同样不外是做校长的归宿。某大学的一位校长，出仕前是著名的数学家，几年校长当下来，数学家早已做不成了，只好转行去做诸如教育管理的博导了。似乎因为校长是大学的最高管理官员，这位校长也就有了充当教育管理学者的资格。由此不难看出，做大学校长就是要去当官的。即使也重学术，那也是为官职谋福利吧。

　　于是，校长有了，校长式的官员有了，或者，蜕变为官员式的校长也日见其多了。只是缺少甚至消失了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虽然在一般观念中，人们是有理由视大学校长为教育家的。

　　什么样的人算是教育家?我的理解是必须至少具有以下三种职业性的素质：一，以教育事业为职业且具有职业忠诚、信仰及其践行者。二，具有成熟、坚定的教育科学理念和高度专业的教育科学管理能力者。三，自觉为人师表、关怀学生知识和心性进步且敢于也能够担当、负责职业进退成败者。看起来这三者好像是一种绝高的标准，其实还仅是堪称为教育家的基本要求而已。恐怕现在很少有大学校长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有大学、有校长，但就是没有教育家。一个没有教育家的时代。这是我作为教师所看到的当今最为糟糕的大学状况之一。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的精神和人格沉沦、平庸的一种写照。提起或面对这个话题，我们即使还有点良心触动的话，也大多是缅怀历史吧。我们毕竟也拥有过著名的或无名却同样杰出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