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些新闻报道、图书评论，多次提及“国学文脉”，有论者指出，虽然一些资深国学名家相继辞世，但是，国学文脉依然能够传承下去。所谓“国学文脉”，当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延续、传承和发扬光大。这些报道、评论，显示出关注“国学文脉”的人士越来越多，不过，在现今社会条件之下，“国学文脉”的传承，却难言乐观。现就此略申鄙见，为论证方便计，围绕曹聚仁先生的观点展开论述。

　　曹聚仁幼年读书，从四书五经起步，“《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后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跟从单不庵先生“研究一点考证学”。五四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动，也给曹聚仁带来很大冲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跟上时代潮流的曹聚仁先生，也开始质疑“古人和古书”的价值，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向青年人喊话，“爱惜精神，莫读古书”。曹先生在晚年（1970年）撰写《听涛室随笔》，讲解国学常识，他还强调，他的这些文章，是在揭示传统文化的“病理”，让青年人免受“古书”的“毒害”。曹先生的观点、论断是否切当，此处不论，可以肯定的是，独特的时代环境，独特的求学经历，造就了曹聚仁独特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眼光。亦因如此，曹先生对文化现象的评断，既有切中肯綮处，也有隔靴搔痒之论，此种情形，有待深入研讨。

　　曹先生曾攻读桐城派古文，桐城派作家推重归有光，曹先生对归有光的作品也下过不少功夫，但是，他又多次攻击归有光，他认为，“至于说理讲学的大文章，却非归氏所长，都不值得一读的”，曹先生还分析其中原因，“他没有学识，又不曾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写不出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古典散文研究专家郭预衡在编选《明清散文精选》时，与《先妣事略》《项脊轩志》之外，特别选入《长兴县编审告示》，以见出归有光也有经世致用的作品，并非整日在那里书写家人父子之情。此外，关于归有光“没有学识”，仅以《思子亭记》为例，篇末韵语，“汉有太子，死后八日，周行万里，甦而自述”，对于此处所用典故，文史专家吴孟复先生曾有分析，“他说的‘汉太子’，实是刘渊之子，事见《晋书·载记》”。吴先生还因此称赞归有光，“苟非通读全史是不会想得出的”。

　　曹聚仁先生的文化评论，瑕瑜互见，有得有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曹先生的不够准确的观点，成为学界定论，他的中肯之见，却早已被人们遗忘。

　　如上所述，曹先生对归有光散文的评述有失当处，但是，他的观点，却被很多研究者接受。列入“百花散文书系”的《归有光散文选集》和列入“明清散文八大家文选丛书”的《归有光文选》，两书的前言，皆批评归有光的散文“内容过于狭隘”“题材不够广泛”，两部选集的编者分析原因，都认为这是因为归有光“生活局限所致”。很明显，这是完全承袭了曹聚仁对归有光的责难，连原因的分析，都惊人的一致。

　　另一方面，曹聚仁先生的正确言论，却被大量研究者无视。例如曹先生对中国散文“骈散结合”传统的分析，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回应。近期，吴云先生刊发文章，他指出，他很留心研究孙犁的论文、专著，“近年来还读了一本很厚的专著”，他的读后感想是，“用一句东北方言说便是：整不到点子上”。吴云先生认为，孙犁晚年的文章，吸收了骈体文的优点，但又摈弃了骈文用典过多的缺点，“骈散兼用”，因而在创作上取得重大突破。吴先生的文章不长，却点中了时下孙犁研究的一大症结，即研究者的古代文史功底薄弱，难以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来研讨孙犁的文学成就，因而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中肯之论却很罕见，研究者耗费不少心力，却“整不到点子上”。

　　吴云先生指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北京师范大学刘锡庆教授是新时期散文研究成就最高的一位学者，他虽然注意到了散文的“文学审美特性”应当包括“表达的优美性”，而且他也赞同老作家柯灵的重要观点，即为医治白话文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应该认真“学点文言”，但是，对于怎样学好文言，怎样借助文言来优化白话文表达方式，刘先生没有提供详备的有说服力的论证。翻读刘锡庆先生的自选集，发现他对古代文言散文持基本否定态度，他的研究无法进一步突破，原因也就很清楚了。

　　国学文脉，不仅应该延续，还应该得到发扬光大，但是，由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人们对国学已有很大隔膜，延续、光大国学文脉，应该从何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