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刚：追寻“大学之道”

　　“大学”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奇怪的一个“关键词”。作为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学术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大学因为关系着民族国家的科技腾飞与文化复兴以及各阶层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公平而备受关注，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学始终是“突出地未曾得到研究的机构”（克拉克·克尔语，见《大学之用》）。

　　我们发现，社会大众对大学的关注常常缺乏宏阔的精神视野。他们虽然赞赏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普遍受教育的机会，热心于给大学排名，急切地想了解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执著而真诚地对层出不穷的大学问题和弊病（如教育高收费、大学腐败、学术道德滑坡、大学精神沦丧、教育质量下降、就业形势紧张）表达失望和愤怒的情绪，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很少去思量大学的性质与目标，大学的实际功能、指导原则以及社会作用，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等更基础性的问题。他们也许本能地觉察到现代大学深受自身免疫系统紊乱的痛苦，但他们既不了解弊病丛生的现代大学到底陷入了什么样的深层危机，也不了解大学的危机与现代社会历史境遇的复杂性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微妙关系。

　　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现代社会正寄希望于大学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来推动文教事业，但在大学里，很多管理人员和教师忙于各自的管理、筹款、社会公关或科研资助申请、专业研究与写作，而对学术自由、教师的职责、大学自治、大学的社会使命和地位等大学赖以立身的重大问题都缺乏最起码的认识，更不用说由此出发去宏观地思考大学该如何应对时代的剧变了。

　　一个胸怀抱负而又审慎严谨的民族如果寄希望于打造世界卓越大学，那么至少应该从学理上认真地探寻大学之道，全面地研究大学，改变对大学这一复杂机构的一知半解状态。而在今天，大学的复杂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这一文化机构没有静止单一的样态，而是普遍形式与特殊内容的统一；大学在历时的演进中养成了诸多可贵的品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大学正在逐渐悖离自己的传统，而仿佛是一种新型的机构。

　　首先，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机构，大学既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创造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生机盎然和最稳定的机构之一。说它古老是因为，今天被全人类看作普世性的文明之花的大学最初只是地方性的文明成果，它源于欧洲，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黑斯廷斯?拉斯达尔语）。正是在中世纪的博洛尼亚和巴黎等地，大学发展出了今天流行的许多特点：一个校名和一个中心场所，具有某些自主权的老师，学生，一套讲课系统，考试和学位程序，具有若干系科的行政管理机构。说它生机盎然是因为，大学这一文化机构能根据文化环境进行自我改进和自我繁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大学不仅先后形塑出注重本科教学、推崇博雅教育的英国模式以及注重研究生指导、推崇研究的德国模式，而且还在美洲大陆以及非西方世界生根发芽，繁衍为普世性的文明之花。现如今，注重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者有机结合的美国模式从总体上代表了大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此外，非西方世界的大学也各具自己的文化特质。

　　可见，大学机构始终在自我调适，因而历久弥新，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不过它也有稳定的一面。若干个世纪过去了，大学的许多属性和运作方式仿佛是永恒的。克拉克·克尔曾在他那本意味隽永的《大学之用》中带着赞叹和惊讶的口吻说：到目前为止，西方世界在1520年前建立的机构中大约有85所仍然存在着，其中包括天主教教会、瑞士的议会、英国的议会，以及70所大学。而且，相比较而言，大学是各种机构中变化最少的：在历经岁月的冲洗之后，虽然大学所强调的若干功能和指导精神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学基本上能恪守教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等核心理念，并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大学在样态上的丰富多彩说明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大学具有特殊的内容，那么，这些在历史中积淀而成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正是大学的普遍形式或者说普世属性，是值得我们捍卫的宝贵传统。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市场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功能转换等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使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走向了大众化、市场化和管理的官僚化。

　　“二战”后人口膨胀所引发的中学毕业生人数的剧增、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对高深知识和技能的需要、大学学位对于个体的社会流动以及经济成功日益重要等因素，使得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和大众化变成了一种世界性潮流。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15%）；90年代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甚至普及化（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50%），其中，在2008年，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29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3％，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首位，实现了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高等教育的这种规模扩展导致了教育成本（教学、研究、图书馆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成本）的急剧增长。然而另一方面，众多的因素在导致政府高等教育开支的总体削减：福利国家所遭遇的周期性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工业化国家逐渐将高等教育看作是“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因而相应地改变其高等教育资助政策。这样，高等院校要想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接纳更多学生，就必须遵循商业化的标准，亦步亦趋地走市场化的道路：大肆追逐政府资助以及私人、基金会捐助；与工业联合，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使自己成为工业研发中心，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增加教育收费；将自己“品牌化”以吸引更多、更好的生源；对学术明星开出天价工资以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集中财力发展那些接近市场的应用研究与科技领域，而压缩那些无助于营利的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

　　此外，大学还迈入了官僚化管理的新时代。大学的规模扩张所引发的职能增加和发展上的多样化，以及来自政府、基金会等的经费注入所带来的问责要求催生出了不与学术工作发生直接联系的专职行政管理者。这些管理人员“控制着预算、学校规划机构和院校权力的其他杠杆”（阿特巴赫语），他们所采用的科层制管理方式疏离了师生关系，加重了校园内的离心化倾向，削弱了学术权力以及教授治校的传统。

　　大学在传统上是远离社会的，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蔡元培语），不过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众多的原因，现代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离“纯粹”的象牙之塔渐行渐远，变成了各种力量角力的世俗机构。首先，现代巨型大学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多元”机构，借用克拉克?克尔的说法，“有若干目标而不是一个目标，有若干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群体――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它的界线是模糊的――它延伸到校友、立法议员、农民、商人，他们都关联到一个或几个这些校内群体”，这些复杂的群体使大学内部存在多样化的精神诉求与利益博弈。其次，大学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诸多侵蚀性力量：一方面，“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从政府、工商界、私人基金会注入大学，这些资金在给大学带来富足的同时，也损害了大学在面对政治和市场压力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与思潮对大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它使大学内部各群体在种族、阶层、信仰、政治立场、大学的发展方向、治理模式与资源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常常出现重大分歧乃至冲突，越来越缺少凝聚力。

　　大学在应对这些内部矛盾和外部侵蚀性力量之冲击的过程中常常容易“迷航”，丧失自己的使命、方向与宝贵传统：大学疲于响应国家、工业、商业界日益扩大的要求，越来越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逐渐丧失学术自由与独立自治；大学的过度扩张以及对于金钱的无止境的追求减轻了大学对学术、学生和社会责任的关注；大学重视研究胜过重视教学，本科生教育和通识教育普遍受到忽略，高等教育不再关注人格养成、心性提升、公民精神塑造以及系统的文化传承，而沦为了狭隘的专业训练；商业文化和官僚文化甚嚣尘上，大学赖以立身的学术文化在萎缩――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普遍遭到削弱，对真理的爱、学术包容情怀以及自由探究、自由论辩的精神日渐稀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