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10年、最终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为书名出版的口述史作品，我将它定位为一部以口述访谈为主的史学专著。我想做的，是通过对若干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方式，从个人的角度，亦即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命过程的角度入手，来追溯百年来北京城的历史。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看北京人如何记忆和表述他们的过去，他们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怎样使过去变成现在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他们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眼中的这个北京，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这是这本书的宗旨。
这本书的题目既然是“老北京人”的口述，首先就必须为“老北京人”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首先是做时间上的断限。北京如今人口已逾千万，如果将这些人口一概算作北京人，范围就未免过大了。事实上，北京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衰亡之后，尤其是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从全国各地陆续拥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四郊划入，增至120万，此后民国政府南迁，人口数量稍显减少，但旋即繁荣。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P2）。我就是以此为据，以民国之初那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作为这本书中“老北京人”的标准的。这些老北京人都是在1911年之前、至迟不晚至1915年就已经定居于此、后来也世代居住于此的人。惟有这种在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人，对于周边的环境、对于祖辈以上的事件才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记忆，人们都知道，记忆的遗忘与迁徙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国也是北京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划定为老北京的这些人，其祖上有过对这场大变革大动荡的亲身经历，有着对清亡前后生活变迁的对比和对北京百年生活一脉相承的记忆，这是后来陆续移居北京的人不具备的。我当然希望这个时间的上限还能无限上延，但在1911年以前即已居住于京城的人，如今已不可能尚存于世，只有从他们后人的记忆中，还有找到某种历史延续性的可能。再者，从人们的习惯上，都认为“三代”才堪称为老，以30年为一代，三代将及百年，也约略符合这本书为老北京人划定的标准。
将时间定为最近的一百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由口述史这一学科的特性决定的：如果没有诸如族谱、碑文之类的文字纪录，也没有为了要子孙后代记忆而编写传唱的歌谣等形式，一般地说，人们的记忆至多只能上溯三代，也就是祖父一辈，再往上溯，往往就只是一些空洞的符号，而难得有具体的故事了，而惟有故事，才是记忆的载体，也是口述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前提（感谢我的同事胡宝国教授提醒我注意到这个事实）。
当然，所谓三代定居北京，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京城的官员到外省赴任，孩子可能就在外省出生；京旗人家没落之后，有可能到外省祖坟上守坟；清末就已定居于京的移民，子女可能还留在故乡，直到长大才来京跟父母，诸如此类，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根、他们生活的主脉还在北京，何况这样的进进出出，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本属正常，也是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必须要注意的内容。
第二是划定地域的界限。北京的行政区域，近百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郊区日趋扩大，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所以对于老北京人居住的地域，也是非加以限定不可的。这本书选择的被访者，主要都在城区，亦即旧日被包围在城墙以内的地方，其中又包括内城与外城（南城）两部分。至于城墙之外的城郊，我只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几个“点”，其中一是清代旗人的聚居地，因为城郊的旗营与城内的八旗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二是一些主要依赖城市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那些人，以此来展示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在目前北京的城市史研究中还基本上是个空白。至于京郊的农民，这里就不再囊括了。
将时间与地域的界限划定之后，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力求在这个界限之内取样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这是在设计口述方案时就应该有意识地加以注意的问题。但我在口述实践中却发现，预先的设定只能是初步的、粗略的，更多地还是要边做边发现问题、再随时予以弥补。这个随时修正、随时补充的取样过程，其实也正是我对这个主题的把握不断改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也正是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不少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北京史研究中，仍然存在诸多误区。对自清以来几百年间少数民族在京城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充分认识，是其中最大的误区之一。在很多研究者心目中，始终根深蒂固地将汉族人和他们的文化置于这个城市的中心，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门外的天桥和宣武门外的会馆作为北京文化的代表。清代京城的居住格局既然是外城住汉官汉民，这两个地带又是汉人最重要的集聚区，对这两处的强调，就不能否认带有对内城满族文化的忽视。
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客观历史事实造成的结果。自辛亥革命爆发到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北京旗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歧视，失学、失业，生计濒临绝境，迫使他们改汉姓易汉名，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这种种现象虽然在全国的旗人中都曾存在，但北京城尤为突出。自辛亥革命迄今百年，当年的京旗已经不存，他们的后裔中有很多并未“改回”自己的民族成分，或者说他们并未认同于今天的满族。在我访问的许多家庭，亲兄弟姐妹几人往往有的报满族，有的报汉族，就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子。正因如此，所以我制订访谈计划时，就不拘泥于人们在今天户口册上注明的民族成分，而是将这个已经隐而不见的族群的后裔，作为我着力寻找的重点。通过访谈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不仅对祖上作为旗人的历史保留有较为明确的记忆，旗人生活的基本方式，包括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民间信仰、年节习俗，以及娱乐等等也仍有遗存。所谓“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而以主要是辛亥革命及其以后才迁徙移来京的汉人作为中心，或者以今天的满族来反观当年的旗人，都会对当时的北京，产生很大的误解。
京城的少数族群指的并不仅仅是旗人，回族、蒙古族群体和他们对北京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只有在寻找到并访问了相当数量的旗人后裔、回民与蒙古人之后，我才比较能够想象和理解昔日的那个北京，那个既不是城市规划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学家眼里的抽象的北京，也不是一些学者根据北京的现在想象出来的所谓“民间”和“市井”的北京。寻找这些隐而不露的族群和他们的后裔，倾听他们对祖先的想象、对当年北京的记忆，是了解这个城市文化与心态的前提。
至于外城，除了汉、回等民族的工商业者和士子之外，还有为数甚多的由京郊和河北等省迁移来京的移民，其中大多数是汉、回民族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自清朝中期以后逐渐在京城扎根，主要环居于京城外围，构成北京城市与农村之间一个边缘地带，是京城中最不稳定也最贫困的下层社会群体。以往谈外城者，往往津津乐道于宣南的文化与前门外的繁华，却鲜有人注意外城的贫困。事实上，移民与他们的贫穷，也是外城近百年来与商业与文化同样重要的主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