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一、源于古代的传统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是独立自由的。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均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宁可“乘桴浮于海”,也绝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所以绝不放弃自己的学说来迎合在位者。孟子的言论就更加鲜明,与“王”谈话是一副“帝王师”的架势,是后来的“士”所艳羡、向往而再也做不到的。

  到战国后期,变得功利和实用,以《战国策》为代表,一批舌辩之士用舌头混饭吃。他们只能是“谋士”而不是“帝王师”。所以总是准备几套方案“上、中、下三策”,供君主选择,其目标是助王称霸,而不再是促王行仁义。他们讲究的是“术”,而不是“道”。从道德层面看,也不再坚持原则和人格独立。自此以后,中国的读书人日益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典著作也仅仅被当做治国的工具。更是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人我彀中”。

  这样的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重名节,讲骨气。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

  三、与以上二者并行的还有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冒死直谏,犯颜上书,都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哪朝哪代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连“腹诽”也是罪。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二、1949年以后颂圣文化的新发展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领袖。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结果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最后,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一、“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二、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

  三、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四、“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人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取缔“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政治思想却未同步。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