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自古以来，做学问和做人从来都是统一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理想，就是中国的大圣人孔子也有错怪弟子的时候，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理想。毕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可以说是人伦之至，是治学和做人的典范。在他身上达到了理和性、知和意的统一。而苏格拉底之死，则超越了治学和做人，达到了一种人生观照。当古希腊人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牛虻时，悲剧就开始上演。注意，这是一出悲剧，是可以供后人欣赏的悲壮之剧。因此，在苏格拉底身上，不但是知和性的统一，还是知、情、意的统一，是认识、伦理和审美的统一。

　　人们一般认为治学的目的在于求真，这是正确的，因为求真是治学最起码的要求，它要求学者在治学的过程中能够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至少在我们认为是比较符合理性和逻辑的。因此，它排斥一切的捏造数据和事实，弄虚作假，剽窃和抄袭。但这更是对做人方面的要求，要人向善，不为恶，学人要洁身自好，严于律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克服卑下心理。

　　学的结果是论，即理论、智慧，是对人生观世界观的一种普遍把握。那么，如何实现治学和做人的统一呢?冯契先生认为要“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理论不是治学的终点，而是治学到做人方面的一个环节，在通向德性的道路上，它是一个逻辑起点。化理论为方法就是要把普遍原理和特殊情境相结合，使理论成为下一步做学问的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就是要实现由知到性的过渡，就是要“从真诚出发，拒斥异化，警惕虚伪，解弊去私，提高学养，与人为善，在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活动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坚定的操守，也就是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所以，这里的理论就不仅是“知道之言”，而且是“有德之言”。

　　由为学到做人，由敬业到修德，由穷理到尽性，这只是走出了治学和做人的第一步，还没有完结。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可见，孔子追求的不但是一种有道有德的人生，更是追求一种自由的人格、一种审美的人生。孔子认为，只有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还不能算是“成人”，还应该用礼乐来教化，才是知、情、意的统一，才是完美的人格。

　　当然，后来的儒家把孔子绝对化和神圣化了，也把孔子的理想人格圣人化和神圣化了。这就成了帝王将相的事情，而平民是不能也没有资格达到的。而我们所主张的理想人格，是平民化的理想人格，是人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这里的努力既包括学习研究也包括反观自身。

　　冯契先生认为，要保持真诚，要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就要拒斥异化。他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依赖不可避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不可避免，在这种依赖关系基础上，因人的无知而产生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以致权力、金钱成了异化力量反过来支配了人，人成了奴隶，甚至成了“奴才”。而现今学术规范失衡，学者道德滑坡等不争的事实，就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学者自身对异化的拒斥不力有关。当然学术失范有着各种复杂因素，但是学者自身，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