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学者队伍真可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的分化，群体内部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学者”概念，笼统地谈论学者的道德，已不能客观地反映目前学界的真实情况。因此，重新划分学者类别，当是讨论学术规范和道德问题的必要前提。

　　目前我国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传统意义上矢志为学、心诚不二的学者。这种人坐拥书城、孜孜求道、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心系国家、信仰真理、淡泊名利、珍视名节、学术精当、言必出新、当权做民、本色守道、行端立正、德才双馨，在学术圈内圈外都颇受人敬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中坚、社会良知、做人楷模、民族希望。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这部分人的处境很尴尬，他们虽明道论道示道，但却不能影响世道，然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用他们的赤诚和智慧在学术园地中默默耕耘，支撑着这个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格最完整、精神最富有、学为人师、行为人范的最可敬的人。

　　二是顶着学者的头衔却心有旁顾，沽名钓誉者。这是学界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总的特征是身在学界，但心却在学术之外，缺乏学者应有的崇德、尚理、专注、敬业、淡泊、正直、自尊、自爱、自强的做人品格和奉献精神。他们或身居高位，玩弄权术，投机钻营，玷污学术；或亦官亦学，本末倒置，迎合权势，弱化学术，都对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有的人由学者转变为学阀。这种人也曾有过学者的生涯，学者的品质，但为名利所累入围官场，沾染上了许多与学者的品格格格不入的坏习气，成为把持学界一方、为所欲为的学阀。他们对学术研究的亵渎，对学术尊严的玷污，对学术精神的背叛，对学术规范的破坏，对权力的热衷，对金钱的贪婪，对民主的践踏，对学界同仁的蔑视打压，比起职业政客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界的很多不齿之事均起于他们对权力的迎合和金钱的贪婪。他们凭借着手中的权力，依靠交易建立的关系不仅把持了学术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权，把职称、奖项等出名之“物”尽收囊中，而且对学位点评审、职称评定、项目经费的争取等有利可渔之事也无一放过，大量不义之财流入他们之手，而后用公款和敛得的不义之财四面出击，在出版、刊物界营造关系网，出书、发文章、出国“考察”、光顾学术会议、买电脑甚至游山玩水买房购屋……不但在“学术”上创造了官大学问长超常规“跃迁”的一个个奇迹，而且在经济上也快速致富，成为学界先富起来的潇洒一族。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职权，违规为自己的家人和亲友升学就业晋升职称等提供各种方便条件；与政界商界的权势和大款做交易，为这些人染指学术或子女亲友升学等违法乱纪行为大开绿灯；在学界搞近亲繁殖，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这部分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失去了学者应有的本色，有的甚至连做人的起码道德也丧失殆尽，已经成为危害学术的学界败类。

　　有的人淡漠学术、移情官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氛围中；既然权力事实上是地位、金钱、职称的决定性因素，有权就有一切；既然为官的轻松、体面、潇洒与为学的辛劳、寒酸、窘迫反差如此强烈，那么，生于尘世之中，也要食人间烟火且智力佼佼的学者怎可能不为其所动呢？于是乎，学而优则仕，这个曾支配中国几千年的信条又重新成为学界许多人追求的精神动力和价值目标，当官热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迅速升温。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在经过十数年的寒窗苦读，拿到了来之不易的“硕士”、“博士”文凭之后，绝大部分将官场作为自己的首选目标，高校和科研院所仅是其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而且在加盟之时，相当一部分把谋个官衔作为先决条件。年轻的如此，年长的也不例外。一些教授们也移情于官位。争上个高位、肥位更好，争不上做个闲职小官亦可，反正有官就比无官强，多多少少总会得到一些普通学者所没有的方便和实惠，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此风既开，迅速蔓延，当官热已成为学术圣地近年来久盛不衰的一道最抢眼的风景线。相比之下，为学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也已沦为二流职业，学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关怀，其社会地位、研究热情每况愈下。诚然，为官，特别是为个好官也是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但问题是权力一旦异化便会反过来对学者群体产生强烈的误导和腐蚀效应，进而阻碍学术的发展。这才是中国学界当前面临的一个可怕问题。

　　三是身在学界，有志为学，大节尚可，然受社会影响，偶有违心越规者。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要做一名学者，除了传统学者所具有的热爱真理、清贫守道等优良品质之外，还必须学会适应社会。因为在我们这个官职和金钱本位的社会中，无权无势无钱且在学界还没有混出点名气的普通学者，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之一。君不见，如今学界那些本本分分的老实人，面对五花八门花样翻新的条条框框，比如说出书要自己掏腰包，发文章要找人要送礼要出版面费，评定职称以著作文章的数量级别及科研经费的多少为标准等等。你要上职称分房子长工资，要不就被人小瞧，唯一的出路就是违心地去适应社会，忍痛放下夫子脸面去请客送礼，去赶写应景文章。说来也真悲惨，本来学者的要求并不高，只求依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正常地升职称住房子长工资，获得一个相对安静宽松的研究环境。但如果这些正当合理的要求通过正常的途径得不到满足，那他的声誉、他的家人如何能够承受来自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呢？重压之下，“沦落风尘”是预料之中的事。

　　以上划分，大致反映了当今学者群体的现状。由此可见，并不是身在学界就一定是满腹经纶、道德高尚的学者，其中头罩学者光环实则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在讨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时候，切不可一概而论，而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默默耕耘、淡泊名利的真学者，学界和社会应给予崇高的敬意；而对于那些沽名钓誉、祸害学术的假学者，学界和全社会应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至于那些受现行体制影响而有轻微越轨行为者，学界和社会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同情与关爱更为重要。这就如同我们对待一个家境不好而又要活命，受社会流氓教唆和逼迫沦为小偷的儿童，如果社会只是一味地斥责偷窃儿童而不去惩处那些教唆者，那么今天这一个儿童受到惩罚，明天还会有别的儿童被胁迫成为小偷，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与此同时，学界同仁还应团结一致，通过顽强的抗争和不懈的努力，呼唤学术体制的改革，以净化学者队伍，改善学术环境。学术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调研、论证和科学设计。但鉴于目前学术失范多由权力介入所致这一现实，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规范学界权力运行乃是当务之急。具体内容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实行学术职称与行政职务分离制度，即行政官员不能评定学术职称、不能参与学术评审；二是学者担任学界领导职务由现行的组织任命改为由同行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并在任职期间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其称职与否乃至去留均由民主评议决定；三是建立健全公开、公正、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由确有真才实学、公道正派的专家、教授组成学术评审小组，在不受权力、利益干扰的情况下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成果，还学术以严肃、纯洁的本来面目；四是建立学术回避制度，凡涉及学界各层领导及其弟子的职称、评奖、项目经费等事项，均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由异校（所）异地专家匿名评审，而不能像现在这样领导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总之，学术道德出了问题，根子在于学术制度的失范。因此，学术规范的重建和学术道德的整饬关键还在于学术体制的改革和吏治的整肃。尽管这个目标的达至还有假时日，但学界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敢于说“不”，无疑是在混浊环境中吹进了一缕清风，它至少可以向社会表明：中国学界的良知、正气和社会责任感还在，仅此一点也就足够了！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