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典籍看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

　　主要文明体系轴心时代的典籍，对本民族、本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影响都十分深远。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也与传统思维方法的缺失息息相关。

　　公元一世纪由皇帝裁决、班固执笔的《白虎通义》是当时的行为规范，是历代律例的重要渊源。看看它是怎样论证问题的吧。

　　何以言禹、汤圣人？《论语》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与舜比方巍巍，知禹、汤圣人。《春秋传》曰：“汤以盛德故放桀。”

　　何以言文、武、周公皆圣人也？《诗曰》：“文王受命。”非圣不能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汤、武与文王比方。《孝经》曰：“则周公其人也。”下言“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6页）

　　这样的思维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以经书为根据。《论语》、《诗经》、《易经》一句话定是非，不管那句话是否可靠，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2.直观、比附。假定舜是圣人，《论语》将禹与舜并列，禹也就是巍巍乎的圣人了！

　　3.逻辑跳跃。儒家所谓经典，往往是训条的结集，没有论据，没有论证过程。以上的引文就体现这个特点。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历史人物，何以是圣人？你总得界定圣人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些人的言行，完全合乎这些条件吧。《白虎通疏证》完全不讲这些逻辑。

　　这样的思维方法，不是班固他们的创造，而是直接承袭轴心时代儒家经典。

　　儒家在思维方法上留给后人的是三大遗产：

　　1.尊圣宗经。

　　“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杨雄《法言·吾子卷第二》）孔子是圣人，帝王也是圣人，听他们的话就行了。他们的语录和整理过的文献，就是经典，只能信从，无限拔高其中的所谓微言大义，盲目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半部《论语》治天下”，可以把法律条文放在一边，而从所谓经典中找出片言只语作为判案的根据。

　　更严重的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知识阶层知识面严重受限，读经，解经，“代圣人立言”成为全部活动的中心，创造力萎缩、言行不一成了生活的常态。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昨天的梦魇，不但从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领袖教导、“最高指示”是判定革命与反革命、罪与非罪、善与恶、是与非的标准，时至今日，权大于法的状况也没有改变。

　　细究其根源，与苏格拉底教人怀疑不同，孔子以传授信条为己任，并以文化标志自居，在其学生吹捧和统治者利用下，无所不知的“圣人”就浮出水面了。《白虎通》说：“圣人未殁时，宁知其圣乎？曰：知之。《论语》曰：‘太宰问子贡曰：夫子圣者欤？孔子曰：太宰知我乎？’”（《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版，第335页）接受吹捧，心知肚明！从古至今，毫无二致。

　　2.不讲逻辑。

　　看看孟子怎样征讨墨子和杨子吧：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为我就是无君，兼爱就是无父！这个大前提，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后面的推论和结论，更令人不寒而栗。

　　两千多年来，从汉代的王充到明代的李贽，直至戊戌维新中的康有为，都被认定为“非圣无法”，哪一个不是这样划定的？

　　早在17世纪，利玛窦就认定：“他们（指中国人）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即使在道德哲学领域所达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版，第31页）事实俱在，要想推翻，难于哉！

　　3.扼杀异端。

　　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随之而来的是把创新视为“异端邪说”而残酷摧毁。

　　带头的是孔老夫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为了掩盖这个有损圣人光辉的污点，孔门弟子煞费苦心。可是，从杀少正卯，到康有为的著作被毁版，哪一个异端在儒学统治下得到宽容？鲁定公在夹谷和诸侯会面，加插歌舞，孔子竟以“营惑诸侯”的罪名，立刻下令斩杀演员，又有什么宽容？

　　不幸，这些奇特的思维方法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习以为常。让20世纪中国人吃尽苦头的正是这类引经据典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唯“最高指示”是从的荒唐之极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固然无从产生，思想文化更新受阻，政治上的残酷斗争更是惊心动魄。

　　有人以儒释道总体上和平相处来证明儒门的宽容。他们不愿说明，这是以释门弟子和道教徒认同三纲五常，不与儒门争高下为前提的。

　　有人以西方的宗教裁判更黑暗、更恐怖，为中国传统的不足辩解。他们忘记了，西方中世纪确实有惨无人道的一面，但他们那时的寺院有庇护权，保护着学术的一线生机；有法治和地方自治的传统、贸易的自由，孕育着新世纪的曙光。更令中国人汗颜的是，他们的先驱们，从文艺复兴以降，前赴后继清算这些窒息生机的黑暗。而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启蒙先驱却未完成早该完成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