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厚迭《古旧书讯》（上海书店出版社）放在我的面前，开本有大有小，印装有旧有新，虽然已经时隔二十多载，随手翻阅，透过已略为泛黄的纸页，仍感资料丰实而爱不释手。

　　《古旧书讯》是上海书店（原上海古旧书店）主办的文史刊物。予生也晚，《古旧书讯》的前身《业务通讯》1959年创刊时，是内部业务刊物。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学生，无缘接触，即便有缘见到，也无法读懂。1979年复刊，更名《古旧书讯》时，我已是大学中文系教师了，专治中国现代文学。由于教研工作的需要，我成了上海书店的常客，在刘华庭先生那里首次读到仍属内部交流的《古旧书讯》，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古旧书讯》的忠实读者，至今仍收藏着几乎整套的《古旧书讯》。

　　出版史上往往有这样的现象，一份刊物创刊时并没受到多大的关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逐步凸现出来。《古旧书讯》就是如此。这份小小的刊物在复刊之初，有多少人知道它呢？一点也不显眼。它只是上海书店为配合影印清末以来古旧书刊而办的小型出版资讯刊物，有点类似当年北新书局之有《北新》、开明书店之有《开明》和现代书店之有《现代出版界》一样。然而，《古旧书讯》持之以恒，越办越好，陆续出版数年之后，它成了一份重要的整理介绍上海近现代文化出版史料的刊物，成了前辈文化人与后起的研究者交流切磋、共同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平台。

　　应该指出，《古旧书讯》诞生的历史语境是不容忽视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界像政治界、经济界一样，百废待兴。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诞生了现在仍在出版的《新文学史料》，旨在为重新评价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对《古旧书讯》的复刊也应作如是观，虽然两者的规模和作用并不一样。从《古旧书讯》最初刊载的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可贵的努力，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办的书店和刊物的介绍，对左翼文化人在当时文史哲各个领域建树的评述，都是卓有成效的。由于“文革”浩劫，文学和文化史料大量毁失，《古旧书讯》在这方面所做的抢救工作更是大量而及时。而且，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各种禁区的不断突破，《古旧书讯》的视野也不断拓展，非左翼的、自由主义的乃至有很大争议的历史人物、社团、书店和书刊等等，只要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史具有参考价值，都在《古旧书讯》发掘整理之列。

　　特别难得的是，《古旧书讯》先后刊登了“五四”以降陈望道、刘延陵、冯至、赵景深、施蛰存、胡风、周全平、楼适夷、唐弢、柯灵、章克标、林达祖、郑逸梅、蒯斯曛、周楞伽、李小峰、孟通如、沈松泉、卢芳、范泉、许觉民、瞿光熙、魏绍昌、陈从周等文学和出版界前辈的回忆文字，他们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除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去世的陈望道、李小峰、孟通如和瞿光熙四位先生，上述各位我都有或通信求教或当面请益的交往，有许多位还交谊颇深。因此，读《古旧书讯》，这些可亲可敬的前辈的音容笑貌又历历如在眼前，使我倍感亲切，这大概也是我偏爱《古旧书讯》的又一个原因罢。

　　俞子林先生主持编选的这部《古旧书讯》书系，从“百年书业”、“那时文坛”和“书的记忆”三个方面汇集《古旧书讯》和后续刊物《书窗》、《世纪书窗》上所刊载的文史哲史料性文章，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套书系既是对十年《古旧书讯》所刊文史佳作的较有系统的检阅，也为研究上海近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文化史提供了一套较具规模的史料长编，其意义实在不容低估。

　　我认为现在的研究者大可从这套书系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获取重要的线索。譬如，单从新文学研究而言，你要研究创造社，你能不读书系中周全平、沈松泉等人的回忆吗？你要研究新月社，你能不读书系中谢家崧、陈从周等人的回忆吗？你要研究“论语”派，你能不读书系中章克标、林达祖等人的回忆吗？当然不能。许多文史哲学位论文的论题和观点或许正可从这套书系中酝酿产生。而对于一般喜爱文史的读者，这套书系也是具有一定的可读性，饶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