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忠告德国人：“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人均收入是多少，谁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
我12岁就能横渡黄河。游过对岸，蹲在山上我回头看生活其中的石嘴山，就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悲凉，像是从彼岸世界回看此岸世界一样。黄河如今已退化为季节河了，登高再望，景色经常是“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烟尘罩群山”。
小时候，我喜欢目送驶过贺兰山麓包兰铁路上的绿色客车逶迤远去。每凝望天边白云，就拼命想象遥远白云下那个不一样的世界。每当目送列车远去，就渴望随车前往一探究竟：远方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想探究他乡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因为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活着，更害怕一辈子就这么活着。怎么活着？为革命尽忠？为职业献身？为赚钱劳作？为子女操持？为出人头地钻营？为升涨工资苦熬？抑或混吃等死？当造粪机器？
总之，我对《肖申克的救赎》男主角安迪近乎绝望的囚禁中叩问生命，颇有共鸣。我也常扪心自问：“同是每天忙碌，是忙着活，还是忙着死？”之所以想一探生命之究竟，是自己早就朦胧地感到：“未经理性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语）
发蒙之后，我发现自己颇有土著人特征。全世界守土重迁的土著人，地域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有扁脸、挑眉、阔唇、宽颧骨的特征。比方说，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毛利人都像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都像他们。我自己就颇像那些扁脸挑眉阔唇宽颧骨的兵马俑——老祖宗都是陕西人嘛。
土著不应当是个贬义词。说自己像土著人，也不是自我贬低，而是说中国人是个守土重迁，近亲繁衍的民族。我们曾经“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与迁徙交流产生的杂交优势相比，比较孤陋寡闻。岂止孤陋寡闻，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这种封闭式生活方式，像是人被关进了笼子里一样，发生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也是难免的，退化成“类人孩”（余世存语）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不对？
假如我是一个老外，你说我无权对中国人说三道四，我当然可以闭嘴。但是，正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才无权沉默，不得不诚实地说出自己身上的毛病。就像历来照镜子，我都不是为了孤芳自赏，而是为了找出脸上的痘痘挑了它。
自古以来，我们与外界隔心隔肺地不太交往，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曾不惜血本地筑起个在外国人看来“属于愚蠢防卫”的长城，划出“华夷天堑”，把自己圈了起来。全民吃的碳水化合物太过单一，生存方式也千篇一律，加上精神世界求同去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如此这般不远游，不迁徙，不交流，不吸收，别说文化衰败，就连人种都会退化的，会不会呢？
听说水肿病人皮肤碰不得，一碰就疼，这有点像患上民族虚骄症的愤青批评不得，谁说他妈脸上有痣就跟谁急。但毕竟自我中心不是爱国主义，护短护犊子也不是爱国主义。其实，讳疾忌医不是护妈，而是害妈，就像狭隘的爱国主义是误国主义一样。
在一个可比较的坐标系上，那些比中国人还穷的民族，无论是北非人、南非人，还是南亚人、南美人，体能看上去都比中国人强健一些。而那些比中国人还富裕的民族，无论是西欧人还是北美人，也无论是紧邻的日本人，还是远在南半球的澳洲人、新西兰人，如果不是智能比中国人强一些，也不可能先富起来。我的这个判断，你还别不爱听。你得接受中国人可能不是地球上最健壮、最勇敢、最勤劳、最诚实、最善良、最聪明、最优秀的民族这个事实。这就像你最爱你妈，但也得接受你妈可能不是天下最美的第一美女的无情事实。
由历史传承来看，贪婪与妒忌总是褊狭与自负的产物，或者说，两者是豆萁同根的。对于官员来说，褊狭与自负更常见一些；对于老百姓来说，贪婪与妒忌则更常见一些。但深究起来，两者都是我们许多同胞被权力与金钱“败坏了良知，麻木了心灵，失去了对环境的理解力”（阿克顿语）的心灵病态。
良知的麻木，道德感的麻痹，导致我们在每天充盈的压制、侵害、欺诈、攫掠、滥权、贪腐的刺激面前，在激愤的维权、忍无可忍的自卫、同归于尽的复仇、绝望的自杀等等“刺激—反应”面前，逐渐失去了震惊、痛惜、深省、忏悔、鞭挞、追责、补偿的敏感，变得僵硬、迟钝，甚至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由此，我国社会在高昂的劳动成本、资源成本与生态成本、环境成本付出之外，还付出了更为珍贵的人格成本与道德成本。
机会成本又叫择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说“有舍才有得，有得就有舍”，一个人一旦有所选择，就会有不得不舍弃的损失。前边说过，给猪注水的损失就是舍弃了自己的人格成本，就是人不诚实。假货、假工程、假唱、假政绩、假案、假选举，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假，就是“把良心出卖给了魔鬼”，由诚实人格变成了欺诈人格。舍弃了道德，就是人格在急功近利中堕落，就是我们选择了做一个只求利益，不求道义，只辨利害，不辨是非的人。这样一来，可计算的损失与不可估量的机会成本就总是不成比例。
网上办公，网上交易，网上银行乃至网上求职、购物、行程预订、福利支付、会计结算、申报注册、验资审核、考试测评、会议培训等，当代几乎所有人际互动，都可以在网上进行。而在我国呢，户籍不能取消，证件不能通用，医保不能联网，社保不能联网等，许多事务还得开着车满街跑。为什么迟迟不能充分利用低成本、高效率的网络操作？显然，不是因为国内硬件不到位，而是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有巨大缺陷。
韦伯1895年就忠告德国人说：“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人均收入是多少，谁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高贵的伟大的素质。”仅因信仰、道德与人格的丧失就能制造出无可弥补的损失与教训而言，我们中国人也决不能只求温饱，只求小康，而不关注自己的道德健康与精神卫生。与其他民族一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人，如今也到了必须扪心自问的时候了：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对于某些唯“物”主义者们，这样的叩问还可以更尖刻一些：我们是要做人，还是要做衣冠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