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座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先讲一个一个小故事。2001年我到哈佛大学去做访问学者，有一次去纽约，特特意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到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要把intellectual叫做“知识分子”，他说这个“分子”不好，在中国“分子”都是坏人，“地富反坏右”就是黑五类分子。他说他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我说我很同意、赞成，但是现在汉语里边“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很难改了。“知识人”怎么变为“知识分子”，又怎么重新回到“知识人”，从“人”到“分子”，再回到“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说到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什么叫“知识分子”，谁算“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最早不是英文，而是从俄文和法文来的。是到19世纪才出现。19世纪的俄国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后，俄国社会就发生了一个变化。俄国社会就成为两极的社会。上流社会因为学西欧，开始进入现代化，特别是19世纪的俄国非常崇拜法国。19世纪欧洲最时尚、最通行的语言不是英文而是法文，所以俄国贵族都是讲法文的。他们完全像西欧一样成为一个上流的贵族社会。但是俄国的下层社会还是和过去的几个世纪一样，是一个古老的、沉重的农奴制国家，上面有一个沙皇的专制制度。拿破仑侵略俄国失败，俄国大军反攻到法国，到了巴黎以后，这些俄国贵族军官才知道法国是多么的先进，多么的文明。这些人回来就不可忍受俄国农奴制社会的沙皇专制制度的落后，一些贵族就对社会产生了不满。这些人最早是十二月党人，后来就成为贵族知识分子，最典型的写《往事与随想》的赫尔岑。这些人当时在俄国社会就被称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识分子”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从俄国的发生学来说，就是一批受过现代知识和文明教育的人。而这些人又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有相当强的反抗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俄国原型。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源头是法国。到19世纪中期，大革命以后的王朝复辟时期，当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事件，叫“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当时法国军队当中的一个犹太军官，这个犹太军官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军事法庭判为叛国罪，这是一个明显的冤案，被社会知道以后，以左拉、雨果为首的一批法国著名作家就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叫《我控诉》。为这个德雷福斯申冤，结果保守派就嘲笑左拉和雨果，说你们算什么，你们凭什么控诉？国家法律宣判他有罪，你凭什么？你难道比法律还高吗？左拉回答说：是的，我们代表了这个世界普遍的正义与良知。保守派就讽刺他们说，你们是一些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从此在法国出现。
你们可以看到，从俄国的源头和从法国的源头，我们就可以触摸到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有知识，然后有担当，对社会有相当的疏离感，对权力有相当的疏离感，有批判精神，这些我们就称为“知识分子”。
讲到这里。我们是从理想的类型来理解什么叫“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说这个人是“知识分子”，那个人不是“知识分子”，不是从理想类型，通常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出身，第二个是你的职业。出身就是说你凡是有过受到比较好的教育，都被称为“知识分子”。过去高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人很少，现在当然不能算了，现在一般认为说知识分子出身的，至少也要读过大学才能叫“知识分子”，但是这个只能说是叫“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本身算“知识分子”。那么从职业角度，什么样的职业算“知识分子”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希尔斯。他专门研究过知识分子，他说那些“频繁运用抽象符号”的才能算“知识分子”。“频繁地运用抽象符号”，简单地说，大学里面大概只有从事文科和理科的教学和研究的算“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频繁地运用抽象的符号，基础学科的学者算，但是应用学科的就不算了。比如工程师，设计师，医生、律师，按照严格的定义来说就不能算“知识分子”，只能算“专家”，专家不一定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通常是什么？他当然有自己的专业知识，但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会与更大的问题有关系，他要回答一些大问题。宇宙是怎么样的？人类是怎么样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的工作涉及这些大问题的，才能算“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都有家国天下的大情怀，首先与他的职业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我我今天不是从出身和职业角度谈什么是“知识分子”，而是重点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谈“知识分子”。哪怕你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也不从事“知识分子”职业，只要你具有我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精神，都可以算“知识分子”。韩寒是“知识分子”出身吗？老天爷，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他身上有知识分子精神。很多人的职业未必“频繁地运用抽象符号”，但他经常像知识分子那样去思考，有家国天下关怀，依然可以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代表着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是什么呢？美国很有名的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萨义德，他有本书叫《知识分子论》，他里面有句话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些具有业余精神的人。他的意思说，“知识分子”不是为了稻粱谋，而是以一种业余的精神去做研究的。美国另外一个社会学家科塞，他讲得更明确，“知识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为思想而活着的人。
“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启蒙一代人，就是有理性、有自己独立思考，有自由思想的人，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叫：“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典范地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精神。
所以“知识分子”这不是个定义，它背后代表着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古代虽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但是这种精神已经存在了，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是这样。古希腊就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身上也具有这样一种精神。苏格拉底不断追问什么是真理，最后为真理而死。中国古代最早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就产生了“知识分子”，虽然这个时候不叫“知识分子”，而叫“士”，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身上都具有这样的气质。孔夫子说过一句话叫做：“士志于道”，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人类乃至人生的道。这是知的层面。第二个层面，这个“志”是实践的意思，不仅要知道，还要去实践。要实践你所认识到的这个“道”，用王阳明的话叫“知行合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张灏教授说，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一重权威是皇帝，代表政统，还有另外一重权威是士大夫，代表道统，黄帝再厉害，还得拜孔夫子，拜孔庙，因为孔夫子代表着与皇权平行的另外一重权威，在道统上皇帝不能代表真理，只能由士大夫来代表。孟子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背后所凭借的是士大夫所代表的天道。在中国古代，何为天道的解释权不是属于皇帝的，解释权在士大夫那里。
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了文化托命之人，梁漱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在香港，他步行回内地的时候，有半个月没有消息，生死未卜，大家都为他担忧。半个月以后梁漱溟在桂林出现了，朋友们对梁漱溟说：你终于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啊。梁漱溟听了很不高兴：你们担心什么？我怎么会死？我是有天命在身，我死了，天地为之变色，文化为之改辙。我怎么会死？梁漱溟自认为与天命合于一身。陈寅恪先生身上也有这种豪气。1928年北伐军打到北京，大学问家王国维投湖自尽，陈寅恪说，王国维为什么死？“当一个文化衰落的时候，一个为文化所化之人必定为之痛苦”。王国维不是为殉清朝，乃是为中国文化而死。在这之前也有一个大儒为中国文化而死，就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梁济、王国维看来，当文化死了以后，他们的生命也死了，只剩下皮肉而已，所以他们要殉这个文化。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王先生也是一个“文化托命之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从梁漱溟、王国维、陈寅恪身上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王先生到了晚年，我每次去见他，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和我要谈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危机。他不谈政治，政治是朝朝夕夕的事，但历史当中最深层的是文化，一旦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发生了危机，发生了断裂，那么人类就会走入歧途。王元化先生晚年有句很有名的话叫“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过去这个世界充满了魅力，充满着意义，但是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意义，不再令人着迷了。王先生晚年是非常痛苦的，最大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我称为“忧患意识”。一般人不会有这种意识。但是知识分子会为和他不相干的事而痛苦，这就是从孔夫子开始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西方知识分子有罪恶感。人生来是具有原罪的，这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中国没有这种罪感，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凡是整天生活得乐乐呵呵的，虽然他可能从事知识分子职业，他在精神上不一定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常怀苦痛，因为他有太多的忧虑。他内心装的是家国天下。
知识分子有家国天下情怀，家国天下负于一身，要不痛苦，也难。《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的最后一篇，是我写的《“我是19世纪之子”：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元化先生晚年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他说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王先生曾经给自己的学生写过一封信，他说：我记得鲁迅先生曾给一个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鲁迅先生晚年也很痛苦，所以你看这种痛苦不是凡夫俗子的那种痛，他们有一个更深层的痛苦，这与他们的家国天下情怀、忧患意识有关。“知识分子”就是情怀党，你不是情怀党，还真不能算什么“知识分子”。
郑板桥讲过一句话叫“难得糊涂”，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懂为什么要难得糊涂呢？什么事情都想搞搞清楚。实际上好奇心害死猫，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也就很痛苦，你看清楚了这个宇宙，宇宙是很残酷的，你看清楚人性，人性深处也是很幽暗的。你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很多人就说，难得糊涂，生活在表层，这大概是种活法，但是知识分子往往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要把宇宙、人生、人性当中最深层的东西发掘出来，所以他不得不看清太多的东西，而且还要为之搏斗，所以他通常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所以痛苦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宿命，如果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你无法承受的话，那你就不必做知识分子。如果你要做的话，那你就自觉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心灵的十字架”。
接下去，我要谈一谈我所研究的对象：民国知识分子。民国是一个短命的朝代，1912～1949年，半个世纪都不到。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短命的朝代非常丰富，非常精彩，这些年出了好多叫“民国范儿”。什么叫“民国范儿”？这个“范儿”是北方的说法，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典范，现在对于民国有很多“想象性的记忆”，民国的书很流行，有很多关于民国的传奇和神话。这些传奇和神话曾经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消失了，但我们曾经觉得它身上寄托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在寻找现实当中所没有的，我们怀念失去的东西。民国知识分子典范地代表了一种民国的精神，如今叫做“民国范儿”。
“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精神要素我称之为“纯真”。这里我又要讲一个民国大学的故事。这个大学是我的“父校”—-我父亲的学校。这所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历史上只有七年时间，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七年时间里面产生出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百五十七个两院院士，无数个学者大师。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抗战时期在昆明所组成的西南联大。我父亲当年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在清华毕业，所以说这是我的“父校”。
西南联大今天成为一个神话，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大学可以和西南联大比，几乎是一个绝唱。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有一种“纯真”。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朋友告诉我说：在台湾也有一本“青春之歌”——大陆的《青春之歌》讲的是林道静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曾经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台湾的“青春之歌”叫《未央歌》，也影响了台湾两代人，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之后我特地买来看了，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写的，讲的是西南联大年轻学生的故事。我看了没几页，简直看不下去，好像在读琼瑶的小说。里面的人怎么都那么单纯？太纯真了。是小说出了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还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这代人出了问题，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太复杂了，已经根本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纯真的年代。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每天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他们竟然整个心态非常安宁。“民族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中国为什么当时被日本侵略？不是军事上不如人家，而是整体上都不如日本，包括科学和人文，西南联大师生们通过自己的研究贡献国家。许多民国的经典著作都是在战争环境下写的。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先生的《论道》、钱穆的《国史大纲》等等。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精神要素是“德性”。民国那代人身上的“德性”即是一种古典的美，也是一种现代的美。我讲一段梁思成、林徽因与金岳霖三角恋的故事。30年代北平城在林徽因家里，有著名的太太沙龙，一批学者、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学术。沙龙里面每天有一个常客，那就是大哲学家金岳霖，他风流倜傥，谈吐幽默，林徽因与金岳霖是很好的交谈伙伴。有一天林徽因对梁思成很苦恼地说：“思成，我现在有个大苦恼。我发现我爱上老金了，但是我也爱你。我怎么办呢？”梁思成说：“让我想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梁思成对林徽因说：“我觉得不配你，还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动，就和老金去商量。金岳霖听了以后说：“还是我退出吧。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还是让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厅’来喝茶。”结果这三位后来就成为终生的朋友，金岳霖也终身未娶。林徽因先过世，梁思成在过世之前，再三叮嘱儿子，一定要照顾好金爸爸。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境界，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种德性不是刻意追求的，是很自然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儒家的美，也有从西方留学带回的西方文明。他们身上兼有古今中西多重美德。林徽因如今已经是一段传奇，有人以为其中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凡夫俗子的时代，连编一个传奇的素材都没有了。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我称之为“趣味”。在民国知识分子身上，无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比如说杨振宁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一些中文系的教授未必及得上他，王元化先生都对他称赞。那个时候搞中国研究的懂西学，搞西学研究的也懂中学。中西不分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曾经一度考虑要将外文系和中文系合起来，因为觉得文学应该兼通中西。
钱理群先生讲过，今天中国只剩下“没有文化的学者”和“没有趣味的文人”。我深有同感。不少学者只是一个专家，一离开自己的专业就非常无知，缺乏文化。而有一些文人好像有文化，但是没有趣味。写出来的文章趣味不高。今天的知识分子首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看见权力和金钱就自轻自贱。说出来的话都是凡夫俗子的语言，，怎么让你的学生钦佩你？没有趣味，也没有幽默感。
在我看来，现在的教育整个变味，只是追求成功，严重忽视趣味的培养。去年有一个内地大学大四的学生给我写信，想通过免试直升，读我的研究生，说他已经和指导老师在刊物上，发表五、六篇文章了，以此来证明他的成功。我给他回封信说，只有三流、四流大学才讲究发表论文，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味，知道什么是叫卓越，什么是平庸，通过读书和写作业，将自己的学术趣味提升到某个层次，以后再从事学术研究，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然而，发了这么多的平庸之作，只会败坏学生的学术品味，只知道成功，这是今天大学对老师和学生的最大戕害。
清华当年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先生推荐陈寅恪，清华校长一看，他连大学文凭也没有，也没有著作和像样的论文，就说，这就难了！梁任公听了很生气，说：这个陈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有梁启超这句话，校长马上聘用了陈寅恪。为什么？他信任梁启超，梁启超是用自己的信誉担保陈寅恪。但陈寅恪在今天，大概连小学老师都做不了。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精神要素是“尊严”。人最可贵的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精神的尊严。知识分子尤其在乎自己的尊严。去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收到了校长蒋中正的吃饭请柬，三个人都很纠结，要不要去赴宴。这不是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而是自己是否有尊严。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哪有一招手就去的呢。知识分子是有自己的尊严的。
王元化先生一生最尊重、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尊严。在他看来，人的精神是不可侮辱的，他在1955年作为胡风分子被隔离审查，查了半天，找不到罪名，组织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你就没事儿。但元化先生死不承认，他说：我想不通，胡风可能有错，但他一定不是反革命。王先生因为拒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因而被打成胡风分子，吃了好多年的苦。如果放在今天，可能许多人觉得怎么这么傻，就承认了又怎么样，反正是被迫的，大家都可以原谅的。但是元化先生觉得，一个人不说假话，这涉及知识分子的尊严。人总是有些底线是应该坚守的，特别是涉及到人格的基本尊严。元化先生最让我敬佩的是，是一生没说过假话，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说：“人的思想是不可侮辱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有一封信中这样讲，“我一生尤其在‘文革’及‘运动’当中，经历了太多的残暴、冷酷、兽性，因此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
我这样说，不是说民国一片光明，民国知识分子里面没有烂人、庸人，钱锺书写《围城》，《围城》，也是根据他在蓝田师范学院的亲身经历，庸人、烂人每个时代都有，《儒林外史》里面各式人物都可笑得很。但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不是比烂，而是看精神的高度。民国虽然有庸人和烂人，但是民国毕竟出了一群让我们非常敬佩的“民国范儿”。他们主导了知识圈的风气，使得庸人、烂人不敢做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因为有真君子在那儿，所以民国的大学风气好。特别是那些一流大学有正气，靠的就是这些民国范儿。
我记得列宁曾经引用过俄国很有名的谚语：“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么高”。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在元化先生身边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身上凡夫俗子的一面，“仆人眼中无英雄”，但是真正让我敬佩的，是他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正气，这是我们这代人达不到的，偶尔为之可以，要成为一生的座右铭很难。但是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从知识分的家国天下情怀，到民国范儿，那是令我们怀念的一段传奇，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很稀缺了，我要讲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曾经有过那样一些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