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的学问；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如何做人的学问。既然人是“做”出来的，那么就可粗略地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预定的尺度制造出来的人，另一类是依据自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人。与此相应，人学也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人学，另一种是创造性的人学。

　　《创世记》是制度化人学的最早范本。据说耶和华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和形象，制造了男男女女，并赐福给人类。可是《圣经》开篇并未提及神造人时所用的材料，这就为西方哲人留下了驰骋想象的概念空间。在著名的《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神是分别用金、银、铜和铁制造出哲学王、武士、农夫和手艺人三个等级。其门生亚里士多德通过形式与质料的哲学思辨，第一次给人下了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定义形形色色，层出不穷。（有关人的种种定义，请参阅《新人学导论》第一章“自我发现论”。）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点，都将人归属于动物世界，只不过在“动物”二字前面加上“政治的”、“理性的”或“符号的”等等限定词而已。

　　我们不禁要追问：难道人真的就是一种动物吗？倘若如此，高贵的人性不就是特定的物性，而灵明的人心不就成了特定的兽心吗？倘若果真如此，先民从漫长的动物蒙昧状态醒悟之后，为何还要沿着文明的崎岖之路上下求索呢？人类文化发展史反复告诫我们：动物毕竟是动物，人毕竟是人。可悲可叹的是那些寄生在概念王国里靠打文字官司吃饭的墨客，生吞活剥传统逻辑的还原方法，强迫人类与动物称兄道弟，硬将人心固化为动物感觉，偏把人性标定在禽兽水准。由此看来，喜欢给人下定义的制度化人学，一起步就沦落到动物学的逻辑陷阱。殊不知，人学决不是动物学的分支学科，生物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不仅无助于人学的研究，而且还会遮蔽人类惊天动地的文明觉醒和参赞化育的和合创造。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讲过：“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硬说人是天使的神学家，仿佛提升了人格，其实是釜底抽薪，使人根本脱离了孕育生机的大地，化作凌空蹈虚的白云苍狗。偏说人是禽兽的科学家，好像落实了人性，其实是雪上加霜，使人完全背弃了呵护命运的苍天，成了冥顽不灵的狗党狐群。至于说人上半身是天使而下半身是禽兽的哲学家们，虽然貌似折中公允，但却自相矛盾，让人的灵魂与肉体陷入旷日持久的征战之中。人毕竟是人，这才是重言真理，才是创造性人学的第一公设。

　　其实，人生天地之间，命系旦夕之际，“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本无特异之处可言。但是，早期智人的意识觉醒，使人类顶天立地，勇敢地背负起死亡的十字架，告别伊甸乐园，走出动物世界，踏上了自我创造的文明道路。由于智慧的觉悟，神灵远遁，禽兽逃窜，天地玄黄，人道沧桑，孤愤的人类披荆斩棘，惟艰惟辛，生生不息。坦率地讲，人“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介于神灵与禽兽之间的另类存在。神灵的永恒天国并没有人类的立足之地，生物的遗传本能无助于人类的衣食住行。人的自我创造纯粹是逼上梁山的叛逆行为。这或许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和合阐释，或许正是佛教“人生即苦”的真谛所在。

　　张立文先生的《新人学导论》，通过人的“自我发现论”，终结了制度化人学的“动物话语”以及有关人的本质的“定义游戏”；借助“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这一形式化定义，开启了创造性人学的全新历程。尽管新人学（即创造性人学）沿袭了旧人学（即制度化人学）的概念游戏规则，仍然使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模型将人归类成动物，但这只是补偏救弊的话语方式，是从旧人学向新人学理论转换的逻辑枢纽。这是因为，“会自我创造”的人，终久能够创造出纯粹属于人的道德本质，并使自己彻底超越兽性与动物世界，完全拥有人性和自由境界。

　　诚如新人学所断言的那样，人的本质既不是神学预设的天命，也不是生物遗传的本能，更不是逻辑抽象的概念，而是人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自我塑造出来的价值趣向，是人在生命旅途中自我规范出来的意义轨迹，是人在交往活动中自我体贴的终极关切。一言以蔽之，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的道德硕果。因此，人的道德本质只能是创造性耕耘的收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最可宝贵之处并不在于人类比动物多了几分“理性”，会使用几件“工具”，编制了一串又一串“符号形式”，而在于“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丁点儿“自知之明”，恰恰是人性的道德根基，是人文的意义曙光，是自我创造的价值地平线。释迦牟尼体证般若之知，洞悉无明烦恼，成就无上觉悟。苏格拉底确信自己无知，追求至善美德，从容走向死亡。孔夫子深知人能弘道，克己复礼为仁，树立万世师表。人道漫漫，文明修远，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在自我创造中谱写出无数壮丽的德性诗篇。由此可见，人的本质不是类水平上的抽象属性或者逻辑学意义上的既定模式，而是具有无限多样性和充分自由度的和合境域。换用更形象的语言说，人的本质是由无数自觉的个体融汇而交响出来的文化协奏曲，是由众多丰满的个性集合而渲染出来的文明写意画。这便是和合人学用心良苦的立言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