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润兴:人的本质在于自我创造

  人学,顾名思义,是关于人的学问;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如何做人的学问。既然人是“做”出来的,那么就可粗略地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预定的尺度制造出来的人,另一类是依据自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人。与此相应,人学也有两种:一种是制度化的人学,另一种是创造性的人学。

  《创世记》是制度化人学的最早范本。据说耶和华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和形象,制造了男男女女,并赐福给人类。可是《圣经》开篇并未提及神造人时所用的材料,这就为西方哲人留下了驰骋想象的概念空间。在著名的《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神是分别用金、银、铜和铁制造出哲学王、武士、农夫和手艺人三个等级。其门生亚里士多德通过形式与质料的哲学思辨,第一次给人下了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从此以后,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定义形形色色,层出不穷。(有关人的种种定义,请参阅《新人学导论》第一章“自我发现论”。)这些定义有一个共同点,都将人归属于动物世界,只不过在“动物”二字前面加上“政治的”、“理性的”或“符号的”等等限定词而已。

  我们不禁要追问:难道人真的就是一种动物吗?倘若如此,高贵的人性不就是特定的物性,而灵明的人心不就成了特定的兽心吗?倘若果真如此,先民从漫长的动物蒙昧状态醒悟之后,为何还要沿着文明的崎岖之路上下求索呢?人类文化发展史反复告诫我们:动物毕竟是动物,人毕竟是人。可悲可叹的是那些寄生在概念王国里靠打文字官司吃饭的墨客,生吞活剥传统逻辑的还原方法,强迫人类与动物称兄道弟,硬将人心固化为动物感觉,偏把人性标定在禽兽水准。由此看来,喜欢给人下定义的制度化人学,一起步就沦落到动物学的逻辑陷阱。殊不知,人学决不是动物学的分支学科,生物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不仅无助于人学的研究,而且还会遮蔽人类惊天动地的文明觉醒和参赞化育的和合创造。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讲过:“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禽兽”。硬说人是天使的神学家,仿佛提升了人格,其实是釜底抽薪,使人根本脱离了孕育生机的大地,化作凌空蹈虚的白云苍狗。偏说人是禽兽的科学家,好像落实了人性,其实是雪上加霜,使人完全背弃了呵护命运的苍天,成了冥顽不灵的狗党狐群。至于说人上半身是天使而下半身是禽兽的哲学家们,虽然貌似折中公允,但却自相矛盾,让人的灵魂与肉体陷入旷日持久的征战之中。人毕竟是人,这才是重言真理,才是创造性人学的第一公设。

  其实,人生天地之间,命系旦夕之际,“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本无特异之处可言。但是,早期智人的意识觉醒,使人类顶天立地,勇敢地背负起死亡的十字架,告别伊甸乐园,走出动物世界,踏上了自我创造的文明道路。由于智慧的觉悟,神灵远遁,禽兽逃窜,天地玄黄,人道沧桑,孤愤的人类披荆斩棘,惟艰惟辛,生生不息。坦率地讲,人“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介于神灵与禽兽之间的另类存在。神灵的永恒天国并没有人类的立足之地,生物的遗传本能无助于人类的衣食住行。人的自我创造纯粹是逼上梁山的叛逆行为。这或许是对基督教“原罪说”的和合阐释,或许正是佛教“人生即苦”的真谛所在。

  张立文先生的《新人学导论》,通过人的“自我发现论”,终结了制度化人学的“动物话语”以及有关人的本质的“定义游戏”;借助“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这一形式化定义,开启了创造性人学的全新历程。尽管新人学(即创造性人学)沿袭了旧人学(即制度化人学)的概念游戏规则,仍然使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模型将人归类成动物,但这只是补偏救弊的话语方式,是从旧人学向新人学理论转换的逻辑枢纽。这是因为,“会自我创造”的人,终久能够创造出纯粹属于人的道德本质,并使自己彻底超越兽性与动物世界,完全拥有人性和自由境界。

  诚如新人学所断言的那样,人的本质既不是神学预设的天命,也不是生物遗传的本能,更不是逻辑抽象的概念,而是人在自己的生存实践中自我塑造出来的价值趣向,是人在生命旅途中自我规范出来的意义轨迹,是人在交往活动中自我体贴的终极关切。一言以蔽之,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的道德硕果。因此,人的道德本质只能是创造性耕耘的收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最可宝贵之处并不在于人类比动物多了几分“理性”,会使用几件“工具”,编制了一串又一串“符号形式”,而在于“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一丁点儿“自知之明”,恰恰是人性的道德根基,是人文的意义曙光,是自我创造的价值地平线。释迦牟尼体证般若之知,洞悉无明烦恼,成就无上觉悟。苏格拉底确信自己无知,追求至善美德,从容走向死亡。孔夫子深知人能弘道,克己复礼为仁,树立万世师表。人道漫漫,文明修远,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在自我创造中谱写出无数壮丽的德性诗篇。由此可见,人的本质不是类水平上的抽象属性或者逻辑学意义上的既定模式,而是具有无限多样性和充分自由度的和合境域。换用更形象的语言说,人的本质是由无数自觉的个体融汇而交响出来的文化协奏曲,是由众多丰满的个性集合而渲染出来的文明写意画。这便是和合人学用心良苦的立言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