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

  在北京大学二教的一间教室里,岳庆平教授正在给学生们做一场题为《漫谈大学之道与北大精神》的讲座。北京的深秋已然寒意浓浓,却抵挡不住同学们火一样的听讲热情。

  大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北大是一所怎样的大学?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又能收获什么呢?

  岳庆平清晰地点题:”我在北大三十多年,对北大还是有北大情结的,这次讲座我主要是给新生谈一谈大学之道和北大精神。”

  岳庆平很消瘦、精干,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正如岳庆平自己描述的那样,”你看我虽然很瘦,很单薄,你看我现在像游泳啊,跑步啊,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两次。五千米和一万米我都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这都是北大文化熏出来的,这是北大带给我的财富。

  他说,”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我自己认为呢,北大精神实际上它就是十六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认为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摘自《大学》

  ”大学之道”在咱们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在《礼记》里面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大学》,内容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谈到这里,岳庆平强调,”所以我今天讲大学之道我尽可能要静一点,避免走来走去,在这里,我要安静、淡定,坐在这里讲大学之道。”

  岳庆平解释说,”古人所讲的《大学》,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大学’,也有重合的地方,但还不完全一样,古人讲大学,有三钢,’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两个’明’字,第一个是动词,是阐明、是弘扬的意思,第二个明呢,’明德’,是指比较光明正大的品德,我们弘扬这种好的品德,是在明明德。’止于至善’,就是到达,达到至善,那就是说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视这种”道”。岳庆平谈到,要讲道家的道,那就高了去了。所以你要知道,中国为什么”神”的观念比较不发达,它不是说有上帝,它没有上帝,它就是一个”道”字。”道”字是它的崇拜。中国不管是讲佛学,还是讲我们土生土长的道学,都有中国的特点,就是说比较重视修身,探求道的精神。

  下面是八目,岳庆平说,”物格而后知至”,物格,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探索、探究,”物”呢,就是一种道理。我们要好好的考虑小事中的道理,你把这个道理都探究清楚了,然后”知”就”至”了。然后心正,然后身修,然后家齐,然后国治,然后天下平。

  岳庆平提到,后面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中,这个”本”字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比较讲究修身克己,向内探求,而不是向外去埋怨。

  ”不管一个人是好还是坏,都有一个良心和良知。这就是大自然给每个人心里面都安上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天平。”岳庆平说,”一个人越到老年,这个人对自己以往所做的错事越会有这种内心的谴责,会有一个是非的评判。所以呢,我们当前的很多问题,包括道德层面上不太完美的地方,最后到修身,修身为本,是为真本。”

  科学家应该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

  从现代的角度来讲,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存在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大学本身的人格是独立的。既不要过多的依附于政治,也不要过多的依附于经济,或者其他的方面。大学就按照自身的规律,教育规律,去培养人。去出研究成果,然后为社会服务,加强国际的交流合作。或者更好地引导社会。大学还要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精神。

  ”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

  –英国诗人约翰o梅斯菲尔德

  岳庆平坚信,科学家都应该是”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什么叫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呢?科学家得追求真理,追求科学,不怕牺牲。一定要有这个风骨。高举科学的骨头,我坚守真理。

  岳庆平说,”大学与其他机构不同,大学应有其独立的人格特质,不要随波逐流。大学要既能够抵御金钱的迷惑,又能够抵抗政治的压力干扰。这就是大学之道的体现。它是维护大学纯洁独立的和民主的金色盾牌,这可能有点理想化了。在大学里面,我想它可以脱离开那种世俗的东西,恢复它本来应该具有的大学的本色。”

  ”如果把大学拟人化的话,她是校格,应该是独立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和国外的不太一样。牛津大学曾经拒绝沙特一位富翁一千多万英镑的捐款,因为沙特富翁捐款时提出来一个附加条件,他要求牛津大学办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商学院。牛津大学非常慎重,经过董事会讨论,认为不应该因为钱,而放弃大学独立自主的传统,不能开”大学受制于个人”的先例。牛津大学于是毅然拒绝了这种唾手可得的巨额钱财。”

  ”不是说大学不需要钱,关键是大学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不愿意以大学的这种独立的人格作为代价。”岳庆平说到动情处,”我觉得这就是对大学精神的一个守护。当然在目前中国,有很多东西也不是说学校本身就可以决定的。”

  ”我们自己在讲大学之道,不管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觉得要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精神,这些都和政治经济没有直接的密切关系,这是我们大学的校格或者说是人格。”

  他有些惋惜地谈到,”大学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性太强,所以大学有的时候本身这种独立的校格也显得不足。”

  北大不能没有思想者

  岳庆平例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别人骂北大,我还真有点伤心。说’北大现在没有思想了,既没有思想家,也没有思想者,甚至北大被阉割了。’这话我听着很伤心的。北大应该是思想家的这样一个沃土,你可以不出政治家、甚至也可以不出教育家,可是北大不能没有思想家。达不到’家’,我们北大不能没有思想者。北大不能没有独立思考,不能没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自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北大精神。”

  ”这一百年来北大所走过的历程,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北京大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这是北京大学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的讲话》

  岳庆平说,”我们今天讲北大精神,我自己认为呢,北大精神实际上它就是十六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认为这是我的版本的北大精神。”

  ”北大精神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表达”,岳庆平说,”因为它必须是多元的,不应该就这十六个字。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和内涵,它的外延应该是开放的。随着时代的推移,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元素加入到北大精神里面。”

  ”有的人批判北大明显的官本位和行政化,但是我认为全国的高校当中,北大的官本位是最少的,平等的风气我认为是最浓的。没有架子,太平等了,自由也是。”

  岳庆平说,”我比较我们的课堂和其他大学的课堂,其实我们北大的课堂最活跃。我有时候在想,北大这么好的生源,全国最好的生源都到北大来了,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啊,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只有百倍努力啊,这么好的生源都来了,你别到时候既没有教书,也没有育人,还误了人家,我们老师的责任太重大了,所以我经常有点如履薄冰啊的感觉。”

  他提到,北京大学没有校训。”但是首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校长提出来的。后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是我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北大精神。第三,我们的学风’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我认为要讲北大精神,这三个方面都应该是北大精神。

  ”蔡元培当咱们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就体现了非常强烈的自主精神。当时在实践层面,聘请了很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来北大当教员,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等。在当时社会的反动势力攻击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解聘他们的时候,蔡校长总是顶住压力,挺身来保护他们。”

  岳庆平不无幽默地说到:”1983年我当体育部部长,后来招了一批干事,思想特别活跃。我是体育部部长,我就带头跑步、带头游泳、带头打乒乓球。我这一带头,带头出来什么呢?五千米和一万米我都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笑)二级运动员啊,真不是吹的,三级运动员比较容易达到,二级很难的。这是北大给我的财富。而且直到现在你看我虽然很瘦,很单薄,也得益于当时的锻炼。你看我现在像游泳啊,跑步啊,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两次。这些都是校园文化的熏陶,北大文化给我熏出来的。”

  中庸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精神层面里,我们还有多少纯洁的东西?有多少真诚的东西?做事先做人。做事的底线啊,做人的底线啊,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而且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把做人的底线看成一个高线了。有人说老师你今天你说了一点真话,真伟大啊,真不错,现在真话已经是稀缺的资源了。”

  ”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缺乏理性?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缺乏精神?为什么中国人民粹中的集体无意识,就愿意盲目的打倒一切,比如说推翻重来?这是什么原因呢,缺乏一种中庸之道。”岳老师说,”中国人在个别事情上,有这样的极端思维。应该说99%的人,都做不到中庸。”

  岳庆平谈到,”《礼记》里面还有一篇《中庸》,中庸啊,绝对不是说折中的意思,它是动态的平衡,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点像法兰西,基本上是特别热情、特别浪漫、比较容易冲动,相对来说呢,愿意走极端。这点和英国、和印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什么原因呢?缺乏一种中庸之道。”

  岳庆平讲到,”国民性太重要了。谈到改革、革命。守旧,我现在觉得,如果咱们整个国民性不提高啊,我觉得啊,改革、革命、守旧,三无一可。要通过改革本身逐渐提升我们的国民性,我们要吸取法国大革命和我们辛亥革命之前的教训,参照一下英国和印度的经验,用推进改革来替代革命,来防止革命。要不改革的话,那就出现了革命了,那就谁都不希望的。我们还是要改革,但是要知道其长期性。”

  ”如果我们国民的素质太低,就不要希望当老师的素质太高,也不要希望当医生的素质太高,也不要希望当官员的素质太高。因为你是有什么样老百姓的素质,其他的各阶层也都会受影响。”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这个,我们就不做事了。”岳庆平讲到,”反向来说,我们要引领社会。尽管我们的水平不高,但是你还有一个上行下效,我们还有一个表率作用。我们提供正能量,然后,一点一滴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逐渐的,虽然不能着急,但是也要增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