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原名魏丽丽，诗人，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协青年作家，著有《情感一种》《到远方去》《流年》《拐弯的夏天》等作品。

　　我去外地和几个朋友小聚，这是我们自己开的“笔会”，不占公家的便宜，自己掏路费，当背包客，三五个朋友喝点小酒，看窗外大雪纷飞，或秋意深重。大概一年里，我们总约会两三次，自己给自己开研讨会，互相骂，很挑剔——文学真该像我们这样搞才好。

　　我们相约，明年走“国际路线”，还未及开始，我脑中已闪现这样的情景，我们坐在黄昏的西贡街头（真奇怪，为什么是西贡？），很惬意地架着腿，背靠小竹椅，看车来人往，那一刻，我一定觉得人生旷朗，而自己微不足道，这感觉实在美妙，我简直忍不住要微笑了。

　　很奇怪的，我这些年总忍不住要微笑，这在从前是做不到的。从前我常常就不开心了，觉得人生苦短，正午的阳光一过，我便心情低落：这一幕太像生命了……后来就麻痹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心里空荡荡的，难得有什么东西会落在我眼里。我有一次傍晚出门，突然看见天边挂着一弯浅月亮，心里一动，知道自己活过来了：我来广州七八年了，何曾看见过日光、月光？

　　说到底，还是年龄的问题，大概人活到一定年岁难免要委靡一阵，然后开始追问，关于写作、生活、自己、世界。有不追问的吗？那他们是有福了。而那追问的，我觉得是可敬的，虽然问不出什么来，徒然给自己添麻烦，但这背后却站着心灵——很遗憾，我写作这些年了，至今还不够“职业化”，做不到每天都写上一些；我的写作必得等待内心的什么东西来临，把我裹挟而去，以至于不写就堵得慌——这当然是另一个极端了，其实是迷信。

　　泛泛而言，这时代是浮躁的，文学也不例外；然而我当真知道有些人是超脱于时代之外的，他们默默地尽自己的本分。我有一个朋友，小说写得好，生活也过得朴素；她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自己摆弄着一个大菜园子，每天浇水、施肥，累了，就跑进屋里写几段；她是那样的自得其乐，差不多就是一个农妇了。此外，她还收养了一群流浪猫狗，使她几乎不能外出交游——等于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其实这时代是有很多这样的归隐者的，或隐于市，或隐于心，与世无争，怡然自乐。现在我遥遥地想起她，不知为何，背景突然放大了，放大到几千年，这时我就看到传统这东西，怎样一代代流传，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三星两点，哪怕仅仅落在少数人身上，也使我无端感到高兴，似乎有了依傍，与什么东西连在了一起。

　　我这些年，总觉得是与什么东西连起来了，大片大片的，使我知道，我不再是孤独的个体。常常我把眼睛看向窗外，起先，我看见了肉眼能看见的：高楼、人群、万丈红尘……慢慢我就越过了这些，看到了即便走过千山万水也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把今生今世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来打量——从前也打量过，只看到人生短促，生命微渺；现在再打量，就看到了某种源远流长的、壮阔的东西，从我心里腾的升起，带得我也壮大了许多。

　　我把这层意思跟一个朋友说，他劝我写出来，我觉得没那么着急——我的问题是太不着急了，磨磨蹭蹭的，至今还纠缠于字词，可见还在受约束，内心未能真正得自由；就是心中有的，但还未找到出口，事实上，“怎么写”从来是大于“写什么”的，至少这是我的观点。我的理想是像济慈那样，他说，如果诗不是像叶子长到树上那样自然地来临，那就干脆别来了。

　　多爽利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在践行。我也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事业啊，它当归结于心灵。也正因此，我愿意放下写作，哪怕十年八年，把自己彻底砸进别的事情里——我砸进去了，虽然也常念记写作这件事。有时会跳出身外来观望，适当地作些调整。我有一阵子昏天黑地地读书，可是心里很警醒，怕自己成为书呆子；于是每晚8点30分我准时下楼，去“遇见”那些正在跳健身操的街坊们，知道她们必会拦住我，告诉我一些八卦是非，我听得津津有味，简直高兴坏了，为自己还是个小市民。总之，我对这一刻的自己很满意：热爱生活，不乏低级趣味，同时也能往深里想事情……多好啊，我看到一个人在写作和生活之间左右摇摆，或许有一天，她能做到深入浅出，把这一切归笼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