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1933—2013），笔名王树荣，国内鲁迅研究专家，曾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韬奋纪念馆工作。著有《鲁迅旧诗探解》《现代文坛偶拾》等作品。

　　关于鲁迅的名和字，几种“权威”的说法，都显得有点混乱。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生平著译年表》正文第一句称：“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去读书，在那里的一位叔祖另行给他取名树人，但原名樟寿并不废除。因而《年表》中那句文字应为：“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后又名树人。”1981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年谱》中称：“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表述得比《鲁迅全集》清楚，但“改名树人”应为“又名树人”。全集和年谱中的“改名”的说法，可能源自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是鲁迅之弟，又是有学问的学者，可他在鲁迅的名、字的说法上也显得混乱。他说：鲁迅的“‘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是不对的。”后“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才改名为周树人”。因“一个本家叔祖”，“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周作人说清楚了鲁迅的“名”和“字”的来历，但有两点说得不准确：一、豫才是“字”不是“号”。中国汉族人常常一生下来，长辈给他取“名”和“字”，如屈原《离骚》所说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而“号”，是“名”、“字”以外的称谓，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鲁迅的号是：“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等等。周作人在这里把“字”和“号”混为一谈了。二、那位叔祖是另取了“树人”之名，不是改“樟寿”为“树人”，“樟寿”没有废弃。同样，那位叔祖也给他取名为“作人”，并没有废弃原名“櫆寿”。所以不应说是“改名”，而应是“又名”，或“另取名”。

　　树人、作人之名，虽为叔祖在南京所取，但为兄弟俩所喜欢，以后一生就以此名行世。三弟出生时，祖父取名为松寿，字乔峰。1903年暑期，树人、作人各自从日本、南京回家度假，商议给松寿另行取名为“侃人”。侃人是刚直、和善、安稳之人。但“侃”读起来拗口，后改为“建人”，取“创始者”和“立业者”之意。后来，绍兴三“人”各有成就，名行天下。

　　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公开发表文章，很少署名为“周豫才”的。1912年离开绍兴时，在报上刊出《周豫才告白》，这不能视为在作品上署名。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离家避居日本人开设的旅店“花园庄”时，为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书录钱起《归雁》诗，落款署周豫才，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署名“周树人”的也不多，但有一些，如1903年出版的《中国矿产志》，署名周树人。由“周树人”延伸出来的署名，有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署“自树”；1912年在报上发表《军界痛言》，署名“树”；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署名“周树”，等等。

　　鲁迅给母亲写信，一概署“男树人”、“男树”。现存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均署“兄树人”、“兄树”或“树人”、“树”。鲁迅给蔡元培写信，概署“晚周树人”、“后学周树人”或“周树人”。鲁迅给朋友写信，署“树人”或“树”最多的，是许寿裳。可见他与许寿裳亲如家人。鲁迅给本家前辈如周心梅，给早年老同学老同事如陈子英、邵文熔、陶冶公等人写信，概用“树人”。现存鲁迅早年给胡适的信，多署“树”或“树人”，以示尊重和友好。鲁迅晚年给沈雁冰、胡风写信，常用“树人”，可见其间亲密友好的程度。1930年9月20日鲁迅给曹靖华的第一封信，署“周豫才”，也是鲁迅给人写信第一次署“周豫才”，此后鲁迅给曹靖华写信多用“豫才”或“豫”。在此之前，鲁迅给“未名社人”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写信大都署“鲁迅”或“迅”；在此之后，给他们及“后未名社人”王冶秋写信，常署名“豫才”“豫”乃至“树人”“树”。这说明鲁迅对曹靖华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和未名社人有了进一步的亲密和情谊。鲁迅后来给萧三、王志之、姚克、叶紫、萧军、萧红、金肇野、孟十还、徐懋庸等曾关系较密切的人写信，也常署“豫才”“豫”。

　　现存鲁迅全集的书信，绝大部分署名鲁迅。除“鲁迅”这个笔名外，有些书信还署别的笔名。1932年11月中旬，鲁迅赴北平探母病。许寿裳到上海鲁迅寓，问及北新书局《小猪八戒》案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版税收入。许广平即驰书告鲁迅。鲁迅为老朋友的关爱甚为心感，即致信许寿裳，署名“令飞”。“令飞”是留学东京时，鲁迅为许寿裳所编《浙江潮》写稿用的笔名，这是重温早年的旧情。以后鲁迅几次去信，都署“令飞”或“飞”，有一次还署“索士”，也是东京时期的笔名。自1933年1月起，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起初署名皆为“何家干”或“干”。后发现“何家干”已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是谁，只得换用新的笔名，但给黎烈文寄稿时，附信仍用“干”或“家干”署名。附信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署上老笔名，则彼此心照，反映了编者和作者融洽的情意。

　　鲁迅有时也用化名。1936年8月8日致王正朔信，署为“周玉才”。王正朔和堂弟王正今，当时在河南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经人介绍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他们知道鲁迅的身份，所以鲁迅给他们的信保存了下来。鲁迅化名“周玉才”与他们联系，彼此都感到方便。有人或许会说：鲁迅可以化名为“周玉才”，是不是也会化名为“预才”？因为当初《天觉报》上的一幅画就署名“预才”。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真是《天觉报》创刊邀鲁迅祝贺，鲁迅就应在画上署自己的“名”或“字”，刊载出来，才能使报纸增光；如果署个化名，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我一直觉得，那幅画上署“预才祝”，如不是冒用“豫才”出了错，当另有一位预才先生在。

　　辑佚家、藏书家、研究专家要做鉴定、辨伪的工作，就得充分掌握著作家们的名、字、号、化名和种种笔名。这虽是雕虫小技，里面也有学问，该坐的冷板凳还是得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