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荣，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学发微》、《鲁迅画传》、《鲁迅生平疑案》、《周作人生平疑案》等。

　　许寿裳，章太炎的弟子，蔡元培的秘书，民国的耆宿，北京女师大在风潮发生前的院长，台湾编译馆的馆长。可是他最为人所知的，却是作为鲁迅35年的挚友，鲁迅研究的“通人”。后来的学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他知之甚少。

　　2008年，经友人介绍，台湾旅日学者黄英哲先生向我表示，愿将他保存多年的许寿裳先生一批遗稿近3000页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条件是由我馆整理影印出版，这是大好事，我岂有不接受的道理？当即表示同意。后来，又得到许先生的女儿许世玮从定居所在的新西兰来信给予支持，使这批湮没60多年的手稿得以入藏我馆。

　　黄英哲先生告诉我，这批手稿的来历，是当时他在台湾的时候，因为研究涉及许寿裳，于是就访问许的遗孀徐梅丽，许夫人表示，如果他再晚来一步，家里的藏品就会处理掉了。黄表示这很可惜，于是许夫人便将所有许寿裳遗稿全部交给黄保管，并当场写了授权书，授权黄全权处理许寿裳遗稿。后来黄到日本留学继而定居，始终带着这批手稿。时间一久，感到留在自己手里终究不是办法，于是与北京陈漱渝先生和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教授等商量，将它们整理出版。第一步整理出版的是许寿裳的日记，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2008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许寿裳日记》。而其余的手稿则全部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因为这里不仅是鲁迅先生晚年生活所在地，而且也与许寿裳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时我们商定，分三年整理出版。遂由陈漱渝先生和我各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人手进行整理。在整理之初，我也以为，许先生的遗稿，大约是关于鲁迅会议的一些原稿，以及一些讲义，抄撮的资料之类。从黄先生从日本发来的目录中看到，除了《我所知道的鲁迅》、《鲁迅的思想和生活》，应该就是原稿，还有《中国小说史》，猜想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稿吧。还有我们熟悉的《章先生传稿》，应该就是已经出版的《章炳麟》初稿。此外看到的却是陌生的《中国传记发展史》、《传记研究》、《声韵学》还有《史学源流》，这些，都是孤陋寡闻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从中，我们发现，许先生的知识面也很宽，而且术有专攻，自己有独特的研究领域与成就，《声韵学》、《中国传记发展史》都是相关研究开先河之作。许寿裳先生不愧为太炎弟子，早年在日本就受太炎先生教诲，学问根柢甚深，只是他为人十分低调，不喜张扬，而且做学问态度极为审慎谨严，不到十分成熟，不肯轻易示人。

　　《中国传记发展史》稿，是许寿裳遗稿中除《章先生传稿》外，篇幅最大的部分，《章先生传稿》以前曾加整理出版，而《中国传记发展史》从未发表。从稿本中附有廿九年度（1940）华西协合大学课程表等内容看，显系许先生在该校讲课时撰写的讲义。

　　目前所见，此稿有四种稿本，均装订成册，而题名不同，有《中国传记发展史》、《传记研究杂稿（册一）》各一册，《传记研究》两册。而《中国传记发展史》和《传记研究》稿本中又各分为几份稿件。体系略有不同，前后次序并不太明显，估计是多次改写、改编，似乎后来体系日臻完善，为日后整理成书有所准备。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认为，此书四种稿本前后次序已有所窜乱，按其反复修改整理之后，全书总名应为《传记研究》，分为第一编《总论》，第二编《中国传记发展史》，第三编《传记名著之选读与作法》。现已按其自列，将次序略加调整，使符合原书体系。

　　稿中有很多地方只是提到了一些书名，或摘抄了史籍的部分记载，尚未展开论述，似乎首先满足课堂教学，而来不及形成完善的文本。有的篇章，开始时显得条理清晰，后面则渐见简略以至未终篇。因此，本稿总体上只是未完稿，但从其中反复改写，甚至是从头开始的重写，估计是边教学，边改写，显断断续续之状，既可以想见当时生活的不安定及教学的紧张，更可以想见许先生治学的严谨。《声韵学》也是许先生的创新之作。虽然古来有不少声韵学著作，但是以西学为框架的学术体系还是以此为首创。许先生是当年在日本与鲁迅先生等一起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学的，以章太炎先生的渊博，他的弟子皆非等闲之辈。许先生在大学任教时也曾开设《声韵学》课程，颇有自己的心得。他此书从文字学音义解读出发，构建了声韵学的独特体系。实在是开先河之作。而且已经很完整了，完全可以出版。

　　《史学源流》，也是他业余研究历史学的杂记、笔录。是另一部不为人知的专著。虽然也没有写完，但是已可见其足够的学术见地，其仔细认真，反复推敲，对于学问的敬畏之心。实在是今天所急需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竟然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关系！而是完全的“自主创新”著作。原来，他在四十年代在华西协合大学教书时，也曾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但是他当然不会照抄鲁迅的原著，他一定会自创体系。他的小说史，虽然也参考了鲁迅的小说史，但是体系完全是自创的，写法也完全是经院式叙述，对于学生来说，鲁迅当时的文言文显然不适合授课，因此他改变了写法———实际上是改变了叙述方法，以便于课堂教学和利于学生接受。

　　这次黄先生捐赠的许寿裳手稿，共3000多页，原有少许破损及蛀蚀，在很多页的天地头、页边上有大量批注，字迹多细小，且漫漶不清，许先生又大量使用古体字、俗字和随手字，有时还描有古篆字、金文等，并间有外文杂入，横斜穿插，使辨识整理更为艰难，尽管我们力求尽量还原历史原貌，但以我们有限的学力，实在难免错误百出，有不少字迹还最终没有辨认出来，这是十分遗憾的。好在原稿亦已影印，整理者只是力求辅助读者辨识，倘有学力丰厚的研究者，自可以借助原稿辨识，庶几可以自解矣。

　　从这些解读中，我们依稀看到，一位忠厚长者，儒雅之士，在灯下仔细琢磨，认真撰写，不停修改。而他胸中机杼俱全，创见迭出，一个大学者的格局早已形成。现在我们知道，许寿裳先生，除了教育家之外，作为学问家的轮廓，也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