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圣思，文学硕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俄国文学、中国新诗。著有《九叶之树长春》、《昨日之歌》等作品。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去愚园路拜访施蛰存先生。这是导师王智量先生规定的课业，要求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有学问的老先生那里访学，聆听治学教诲，施先生是第一位。在此之前我曾在学校课堂里听过施先生的课，八十年代初他给七七级同学讲课，文史楼底楼的大教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作为七八级的学生，我也挤进去旁听。只见施先生坐在讲台后，手里的火柴盒上写着一个字，他就从这个字引发讲了一堂课，让学生们钦佩不已。
我与研究生同学结伴去施先生家，顺着暗暗的楼梯，走进二楼朝南房间，只有两扇玻璃门透着阳光，将屋里照得还算亮堂，即使这样的房间也是“文革”后才归还的。听说北边的亭子间曾是先生“文革”时期唯一的居所，他坐在马桶上坚持写作，就在咫尺弹丸之地，心中却自有宇宙无限空间。尽管历经反右、“文革”等时期的种种坎坷，但先生依然孜孜以求学问、勤勤恳恳默默耕耘。这需要怎样顽强的精神和自若的定力！晚年他总结自己这辈子开启了“东南西北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那天施先生身着咖啡色灯心绒长袍，端坐在小书桌前，我们几个学生分坐在四方桌旁。面貌清秀的师母热情地招呼我们，端上刚泡的绿茶。先生声音宏亮，中气十足，目光炯炯有神，那时和他大声说话，他举着助听器还能听清。因为智量师事先已与施先生联系过了，他让我们一一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就听他一人古今中外地畅谈，具体讲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也许是因为以后多次登门，几乎都是同样的场景，也就定格在脑海中，成为永久的记忆。
第二次再去拜访，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父亲承担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工作，约请施先生撰写鉴赏戴望舒诗歌的文章。那时父亲已行走不便，先写一函给施先生，然后让我前往探望。我因第一次访学仅是作为学生中一员，又事隔几年，怕施先生已不认识我了，就烦他的高足陈文华老师陪我再去。陈老师在他耳边做了介绍，施先生听后大声说：“哎呀呀，怎么没人告诉我，王辛笛的女儿就在我们中文系呢！”他立刻讲起四十年代在我们中南新村的家里吃饭，大声称赞说：“你家的栗子粉蛋糕极好！极好！”文华奇怪四十多年前的事老先生记得如此清楚；前几天和他讲的事了，却常常忘了呢。施先生还问候我的母亲。最后他爽朗地答应给一篇文章，是他分析戴望舒《雨巷》的鉴赏文，他说，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是会喜欢《雨巷》的，但是若一直停留于此，那就不行了。（——也许我记的有点出入，应以施先生文章最后一段为准：“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见辛笛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其实，就在我拜访他的那天早上，他已写好回信，并附有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复印件《谈戴望舒的〈雨巷〉》，套在《读书》杂志社寄给他的一个信封里，等我带回：
辛笛仁兄：
得手示甚快慰，彼此病废，多年不能一叙，老境可怜。
望舒诗既以“雨巷”闻名，似不可不选。弟写过一小文，可以供用。此外，恐无法奉命。弟实在不会写赏析文字，此事只得让青年、中年诗人去做了。
今日下午，令爱来，可详知兄近况。
书此将意，并候嫂夫人起居。
弟蛰存8月13日晨
在文章的复印件上施先生注明：“1987年元旦解放日报”，另有一纸条：“最好复印一份，将此纸掷还，因只有此一份。”
我第三次再去看他时，带去了凯司令的栗子粉蛋糕，为的是满足老人怀旧的心愿。
以后的十几年，我常和文华等一起去看望施先生，有时受父亲嘱咐，也会单独去。施先生有一种感染力，与他交谈总是让人感到开心而且引人深思。一次我告诉他，读到他在新加坡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和顽皮的光芒，压低声音问道：“反动？”他的幽默引得我大笑。还有一次和一些老师同去看他，大家称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宝贝，他面露微笑，大声说：“是活宝！”对他那样敏捷的反应，并含有反意的自嘲，满室又响起笑声，只是背后却隐含着先生人生经历的辛酸：没有人的尊严，只有被改造的屈辱；在烈日下滚烫的水稻田里劳动却不许踏上田埂喘息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人研究他。但施先生仍不改他的耿直，他不赞成搞研究走捷径，他说，个别所谓的研究者没看过他的作品和有关资料，上门就问他生于哪一年，他生气地说，连我生于哪一年都不知道，还研究什么？对于学生，他要求严格，尤其注意个人品德。在学生评职称的问题上，他也从不去代为说情，反而劝解学生别在乎。饱受沧桑的老人已荣辱不惊，在获得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颁奖会上，他呼吁应该多奖励年轻人，而不是给他这样的耄耋老人。他的发言获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二
2001年4月的一天，我与文华又去看望他。正是九十多岁的师母去世之后，他心里难过，想不明白：老伴略有小恙去医院看病，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有一段时间他茶饭不思，卧床不起，有些虚脱，但不肯住院检查治疗。我们走进屋里，他躺在床上，还是不肯起来。因为他的听觉越来越差，文华买了一块写字板，供来访者可以写给他看，随写随抹。我试用起这新文具，写上——我是王圣思，端到他眼前。他立刻问：“你爸爸好吗？”尽管心情不佳，但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我点点头写道：“我父母问您好！”然后我和文华到一旁听他孙女讲述师母突然去世的详情，只听见施先生在念叨：“王辛笛，王辛笛……”我赶紧凑近去听，原来他是在问：“王辛笛——你爸爸出了什么新书没有？”我写道：“散文集《嫏嬛偶拾》。”他看了一眼写字板继续说：“他的书从来没有送过我。你送几本来给我看看。”我写道：“香港出的袖珍版《王辛笛诗集》送给你过的。”他点点头：“其它没有送过。”
他眼睛微闭，陷入了回忆，他说：“四十年代我到你家去过，你家住在中南新村，几个文化界的朋友，到你家吃晚饭。辛笛那时在中南银行做信托部经理。”我在写字板上纠正：“是金城银行。”他用心地看着，说：“噢，对的，是金城银行。我记得很清楚，四十年代后期，有一次，辛笛请我们几人吃饭，送每人一本《手掌集》。”接着，他为后来发生的事抱不平：吃完饭，他们走出来，其中一位友人左手拿着《手掌集》，看着封面上有花的手掌，右手伸出来说，辛笛的这只手捧着花，另一只手捧着钱，却没印出来——施先生伸出手掌，模仿友人所做的动作，同时说：“这样讲话太‘促狭’，为人太‘促狭’——刚刚吃了人家的饭，还拿了人家送的书，就这样讲人家，不作兴的！”说完他微微摇头，闭上了眼睛，不说话了。据我所知，这件事施先生曾几次向来访者提及，可见印象之深。后来我告诉过父亲，父亲淡淡一笑，解释道：当时在银行任职被看作捧着银饭碗，而妈妈以前曾考入海关工作，那更是被视作金饭碗。
过了一会儿，施先生睁开眼睛，思绪突然跳回到现在：“辛笛还挂着个拖油瓶吗？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我知道，他讲的“拖油瓶”是指父亲做了膀胱造瘘以后带着尿袋，我向他使劲点了点头。尽管躺在床上，他的眼睛还是很有神采的，立刻流露出同情的神情，他觉得父亲携尿袋度日比他自己大病后更难。而父亲则认为，施老患直肠癌的病情比他更严重，病愈后也更不方便。在病痛面前，他俩惺惺惜惺惺。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他们仅见过一次面。解放后，施先生在大学教书，后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父亲则在五十年代初就去干工业了。他俩直至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在1995年见面。那时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敬老慰问奖给他们，上海还有柯灵先生。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相比之下，父亲实在只算是小弟弟了。以后他们因年老病衰，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了。
接着施先生又提起徐森玉，他知道是我外公，他说：“抗战时期徐森玉从重庆飞到福建，在长汀厦门大学和我住过一阵。当时重庆飞上海的路线到江西中断，只好飞福建，然后走公路，经浙江杭州，才能到上海，有不少朋友，我都是送他们走这条路线，我自己也是这样回上海的。1937年至1940年我在云南。1941年至1945年在福建长汀。徐森玉学问好，研究古文献，他还在吗？”我写道：“他在1971年5月去世。”施先生说：“他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我知道这是指著作，写道：“他没有留下文集。”“不会吧？他那么有学问，应该写下不少东西的。”施先生不知道，外公实际上是只求学问，述而不作。他对文物、古文献有那么深的研究，但他极少著书立说，而是将毕生精力放在为国家搜集鉴定保护古物、具体指导青年等方面了。他这样的学者在今天恐怕连副教授都评不上。（——承沈建中先生告知，在《文物》杂志上查到我外公的文章六篇：《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西汉石刻文字初探》、《兰亭续帖》、《郁孤台帖和凤墅帖》、《宝晋斋帖考》、《〈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后来我在梅兰芳大师的秘书许姬传先生所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一书中读到外公的治学方法，感到还是很有启发。这一天施先生的兴致特别好，话说得很多，真怕累着他。他再三嘱咐，要看辛笛的书，我答应以后有空给他送去。我写上：再见，您好好保重。他点点头。我们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挥动示意：你们走吧，再会。我在心中默默祝老人健康长寿，度过老伴突然辞世的心灵打击。由于交谈的内容甚为丰富，回家后仍沉浸其中，于是坐在电脑前，及时记下这次谈话以备忘。
三
不久，我带着父亲的书又登门拜访。施先生独自一人坐在书房兼卧房的玻璃门旁小书桌前，房里没有点灯，在暮色中，只让我感到失去老伴的施先生有点孤独落寞。我将父亲送他的书呈上，在大信封上我早就写上：家父王辛笛送施先生的书和巧克力。家父、家母向您问候！施先生看了信封又看了看我，说了声“谢谢”。他读着父亲所著的书名《嫏嬛偶拾》，说道：“书的封面设计得蛮怪的。”老人的眼光依然敏锐。我们的“交谈”还是我用写字板写给他看，他作答复。比起一个多月前躺在床上的他，精神好多了，人好像也胖一些。他说医生要他多吃营养，他也不知还要吃什么。每天早上一只水浦蛋，八颗红枣，一碗稀饭。中午吃点荤菜，晚上吃得很少。因天时已晚，在劝慰他多保重后，我也就匆匆告辞了。
2003年中文系为施蛰存先生和徐中玉先生合做百岁和九十岁生日，约请父亲给两位先生写旧体贺诗。父亲觉得对他俩比较熟悉，欣然命笔，很快交卷：
奉祝蛰存先生期颐健康长寿
上元灯照北山诗，
译海词章寓蛰思。
初度期颐春未老，
人间共仰谪仙姿。
祝徐中玉先生九十华诞
从来学术贵坦诚，
何意因循左独鸣。
所幸教坛容众论，
真知灼见育群英。
我拿到系里，同仁也认为写得贴切。
最后见到施先生是在他逝世的前一天。那时听说他已昏迷，医院又发出了病危通知，父亲嘱我到华东医院去探望。下午一点左右，我走进病房时，另一位老师在我之前也到了，没想到，此刻施先生竟醒了过来了，他微抬起身，凝神望了几秒钟，好像在辨认——认出了我们，点了点头，还说了什么，但听不清。他戴着氧气面罩，口鼻都被罩住。他的长子在一旁照料，向我们简单介绍病情。老人已无法排解小便，脸上身上都是浮肿的，难怪看上去不像前几次见面时那样清癯。大概氧气面罩不舒服，他老是去拉扯面罩，长子按住他的手和面罩，在他耳边不断地大声说：“不好动的！不可以拉掉的！”他停住了手，好像放弃了努力，但趁长子不备，他的右手又慢慢地触及面罩，然后动作迅速地掀拉面罩——真不像一位刚从昏迷中醒来的老人。如此反复有几次，但都被长子及时制止。施先生一生崇尚自由，此刻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无法动弹，想来是他最无法忍受的。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施先生向我们挥手，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意思是你们可以走了，再会。他脑子还清醒得很呢。我们离开后，听说下午三点多他又陷入昏迷之中。第二天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先生（生于1905）走完他近百年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父亲闻讯长叹道：“这条路我们都要走的！”
如今每每经过愚园路，就会想起多年来拜访施先生的种种情景，还记得曾有几次施先生讲起老友一个个都走了，但长他一岁的巴金先生还在，在我们看来这好像对他是个心理安慰。现在施蛰存先生、我父亲、巴金先生都已先后仙逝。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就如父亲在“文革”期间悼念外公徐森玉的一首七绝所云：“许国何须惜此身，此身虽在亦堪惊。百年终是匆匆客，一例龙华道上人。”但他们留下丰赡可贵的精神财富，却让后人永远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