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齐勇，湖北武汉人，1947年生，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现为ISCP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熊十力传论》《文化学概论》等。）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1893年－1988年）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24岁的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得到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特约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深深敬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地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没接受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后来就有“廷争面折”的局面。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梁先生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他的哲学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主要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而思考与行动了一生，其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年－1968年）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原名子真，湖北黄冈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他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道受到维新派影响，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他投身行伍，又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他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失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系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1883年－1967年）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创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中正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一说为“虚”）。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又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三先生的交游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的看来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
1917年10月，梁先生就任北大教习，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恐怕有无知妄谈之处，征得蔡元培校长的同意，代表北大专程去南京内学院聘人。梁先生原意是请吕澂先生来北大讲佛学，但欧阳大师不放，遂改计邀熊十力先生北上。蔡先生很尊重熊先生，他们在进德会时期有过交往。1918年，蔡先生为熊先生的处女作《心书》写过序。由于蔡校长十分看重熊十力的德行与才气，熊先生这位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人，被北京大学聘为特约讲师，主讲佛教唯识学。这年冬天，熊先生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熊十力如鱼得水，获得了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正因为有了这一机缘，熊十力才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
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授法相唯识之学，边写讲义边讲。原来的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熊先生从唐代著名佛学理论家玄奘、窥基，上溯印度大乘佛学宗师无着、世亲、护法，清理唯识学系统的脉络，揭示其理论纲要。
熊十力是一位有创造性冲动的人。这一年，忽然怀疑旧学，对过去所相信和撰写的东西，感到不安，把前所写稿毁掉，而开始草创《新唯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唯识学概论》刚刚印出不久，他已决心自创新说，扬弃旧稿。
1924年熊先生为自己更名“十力”。“十力”是佛典《大智度论》中赞扬佛祖释迦牟尼的话，比喻佛祖有超群的智慧、广大的神通和无边的力量。夏天，梁漱溟正式辞去北大教习，应邀到山东曹州创办曹州高中。熊先生亦暂停北大教职，随同前往。同行的还有他们在北大的学生陈亚三、黄艮庸，四川高节的王平叔、锺伯良、张俶知及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他们共同办学、读书、讲学。熊先生参与其事，任导师。梁、熊诸先生对当时学校教育只注意知识传授而不顾指引学生的人生道路十分不满，向往传统的书院制，师生共同切磋道德学问。梁先生实践古代“办学应是亲师取友”的原则，不独造就学生，还要造就自己，这种精神深获熊先生之心。熊梁先生与弟子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此时熊先生深感民国以来，唾弃固有学术思想，妄自菲薄，甚非自立之道。
1930年，熊十力在杭州知道有一位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隐居不仕。听说了马先生的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特别是得知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熊先生极想与马先生晤谈。熊十力请原北大同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先生介绍。单先生感到很为难，因为马先生是不轻易见客的。从前蔡元培校长电邀马先生去北大任教，马先生曾以《礼记·曲礼》中的“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熊听说后思慕益切，于是将自己在原唯识论讲义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删改成的《新唯识论》稿邮寄给马先生，并附函请教。邮寄后数星期没有消息，熊先生感到非常焦虑和失望。
一日，忽有客访，一位身着长衫、个子不高、头圆额广、长须拂胸的学者自报姓名：马一浮。熊十力大喜过望，一见面就埋怨马先生，说我的信寄了这么久，你都不来。马先生说，如果你只寄了信，我马上就会来，可是你寄了大作，我只好仔仔细细拜读完了，才能拜访呀！说后二人哈哈大笑起来。此后，马熊二先生成了好朋友。熊先生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先生的许多意见，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解释上，受到马先生的影响。1930年11月，马熊二先生往复通信数通。北京大学研究院院长陈大齐（百年）先生聘请马先生为研究院导师，马先生推举熊先生去作导师。他们二人都未去，但相互尊重之情谊甚为深厚。熊先生让弟子李笑春给马先生送去《尊闻录》，马先生阅后，特举“成能”、“明智”二义加以讨论。
三先生的学术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基础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此刻，遭遇这种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而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伦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是中国人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
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理性就是一种向上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国民族生命赖以开拓的一种精神。总之，与西方启蒙时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价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讲的理性，其实是中国文化精神。
2.马先生的“性德”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
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养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人无余。”
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本心”，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他自诩其《新论》将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穷究宇宙实体的一本性这个核心，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张东荪解释为：“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三先生的精神世界
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为人的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位先生求真，忌俗，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不苟。
三先生确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们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他们以民间书院（如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哪怕是松散的）中，在师友与师生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
作为现代大儒，熊、马、梁三先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活的精神。同时，他们又各有个性特征。诚如徐复观所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三圣中只有梁先生熬过了文革。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聆听了梁先生的第一讲。他一上台就说，“我60年前就说过，未来的世界文化很可能是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复兴，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当时把我们的心弦震得直响。
三先生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