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红皮硬壳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着：“钻到通俗民间语言的优美里去，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句子的结构里去”，在高尔基这些话的鼓励下，我把精力转向了民间文学。这个本子就算是这一工作的开端。上半本我打算记录一些我自己直接搜集的以及书报上较优秀的民间歌谣，下半本打算记录一些谚语、歇后语同精炼的民间口语。材料尽量求原始，哪怕是为作家所不屑，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段话下面还标明：“1953年3月24日于洪湖。”那时我正在位于湖北新堤的沔阳师范学校（后更名为洪湖师范学院）三年级就读，学校在课内外很重视解放区吸收民间文艺的新文学，曾排演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将高尔基、鲁迅赞赏民间口头文学的论著列入教学内容，加上采录和演唱“洪湖革命歌谣”在当地蔚然成风。被这股文化新潮所深深吸引，又被借调参与筹办洪湖县土地改革展览活动，我承担“革命歌谣”这一块，于是边干边学，除完成布展任务外，还选辑了《贺龙军》等几首革命歌谣在北京新办的《说说唱唱》杂志1952年第8期刊出，又写出散文《洪湖渔民的歌声》投寄《湖北日报》1952年10月1日“国庆征文”发表。到1953年便形成了投身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初步意愿。
1953年9月，我被选送进入华中师院中文系学习。这时钟敬文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示范性地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华中师大也派出何奇雄老师前往北师大进修，为开课作准备。以郭沫若为会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年春于北京成立，专业性的《民间文学》杂志于1954年4月创刊。民间文学作为一项新兴的人民文化事业方兴未艾，加之以李希凡为代表的年轻学人的堀起受到社会高度关注，1956年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们这个年级的许多同学纷纷按兴趣成立课外学习小组。这一社会文化潮流使我受到巨大激励，前几年萌生的对民间文学的喜爱便进一步深化为一种学术志趣了。
此时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广西壮族学生韦启麟以壮族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于1956年在《长江文艺》发表，受到全国文化界的好评。我就全国中学文学课本所选《牛郎织女》课文的整理改编得失，写成评论文章《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大胆投寄北京《民间文学》杂志于1956年第11期刊出，所引起的争议与热烈反响始料未及，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烙下深深印记。此文学理上的粗疏不言而喻，而最令我难忘的是《民间文学》编者对年轻学人的热切关怀和认真指导，以下是他们于1956年11月6日的来信：
你的谈“牛郎织女”《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的文章已经发稿，将在十一月号《民间文学》刊出。我们十分希望你能常写一些这样的针对实际问题的文章。你想全面地对民间文学作专题研究，这是很好的，很必要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会有成绩；要真正对丰富的材料作深入、反复的考察分析，对有关的各个问题都考虑周到，方能得到比较科学的概括的结论；否则很容易流于空泛。这类的稿件我们收到很多，大家引用的材料都差不多，所用的方法和工力也都差不多，写出来的文章也差不多，甚至连文风也都相似。我们觉得你是有敏锐的头脑的，文字也比较活泼生动，建议你一方面作那样全面性的专题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方面多关心民间文学范围内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写一些带批评性的文章，这样对于读者是有好处的。
此信用毛笔小楷流利写成，在肯定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努力目标，既鼓励作专题性的理论探讨，又强调解决一些现实性的课题。这位编辑是谁，我至今未弄清。而来信本身所体现的完全是学术导师的品格，给我以终身难忘的影响。
此后，我于1958年正式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80年代开始，在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正副主席达20年之久，又被推选为中国故事学会副会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事业最红火的那20年间，每年都要参与一两次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学术研讨会，在《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论坛》上先后刊出了40多篇文章，同湖北和其他地区在一线从事民间文学采录研究的多位青年民间文艺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跨人新世纪，又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至今。中国民协多年来由贾芝、钟敬文、刘锡诚等学人担任领导工作，在中国文联各协会中虽是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协会，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老中青几代人矢志不移，多年来对推进这项新兴的“人民文化事业”起着核心作用。我这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文化学术圈子中进行的，同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不断迈步向前的步伐息息相关，这也就构成了我的学缘特色主调。
（二）
下面再说一下我同海内外几位前辈或同辈学人的机缘，他们是钟敬文、季羡林、丁乃通、金荣华、李福清和谭达先。
李福清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中文名字，生于1932年，1955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进入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曾多次来中国学习访问，以《关于孟姜女传说》及《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两篇论文获得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我于1956年在《民间文学》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深受他的关注，他就新中国十周年所撰写的一篇专论《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刊于《苏联民族学》19 60年第1期上，对我批评语文课本中《牛郎织女》整理编写之不足给予肯定，由此我们建立了颇为密切的联系。1988年他在北京出版《中国神话论集》，立即寄赠给我，我写了书评发表。因对有关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特征有些争议，我们又友好商定，分别写出公开信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我于1990年5月邀请他来华中师大中文系讲学并赴荆州游览三国征战遗迹。在苏联解体之际，他因将多年积蓄存人戈尔巴基金会受损而陷入困境，我帮助他在中国翻译发表学术论文，将稿酬用来购买中文图书和稿纸。我俩多次通信，互赠新作，直到2011年。我给他提供中国民间口头流传的三国故事供其研究，也向他请教有关苏联民间文艺学的一些事项。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受“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影响，译介了一系列苏联民间文艺学成果，其实大多属于普及性学术论著，真正具有学术深度的论著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等，并未引进。因而李福清着意倡导中国学者应更深入地吸取苏联民间文艺学更富于科学性、特别是历史诗学方面的成果。
“由A·维谢洛夫斯基建立的俄国历史诗学的某些基本观点成为日后苏联艺术起源理论、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成为苏联学派区别于西方各学派的重要标志。”“历史诗学强调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理解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必须从逻辑概括的角度把握各种文学形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既建立在见识广博、资料丰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又富有俄国历史诗学的开阔学术视野，常使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受到有力启示，成为我漫忆学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谭达先大我10岁，当我在华中师院刚跨进民间文艺学苑时，他已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走上民间文学讲坛并出版专著了。却不料在“文革”中被打进“牛鬼蛇神”行列，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艰难求生、年届花甲之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并勤奋笔耕，先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8种，进入90年代后又在台湾贯雅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丛书》4种。在先后问世的40多种著述中，以《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中国的解释性传说》和《中国二千年民间故事史》最具代表性，又以在香港《文汇报》等海外报刊连续发表对中国民间文学的评论文章而蜚声学界。不论就评述的民间文学体裁的宏大体系，还是就论著的数量及在海内外的广大影响而论，他在同辈学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一位。
我久仰达先兄的学术与人品，1986年首次在深圳会晤，1997年9月我邀请他来华中师大讲学一周，1998年我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途经澳门时曾到他的寓所拜访。我们之间既有多次促膝畅谈，更有长达一二十年频繁的书信往来，最难忘的是他用心撰写并在海外报刊发表了8篇关于我的书评，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到《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从《故事学纲要》到《比较故事学》等。对友人著述既有热情洋溢的肯定与赞誉，也大都有坦诚的商榷或批评，如《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写作，我就是按照他审阅书稿的意见，对所有涉及的古代作者均加注了生卒年月。对《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也是吸取他在书评中的批语意见，在修订再版时新写了“道教与民谚”一章。
特别可贵的是，谭达先博士的四十几本书，大都是在他处境艰难时，本着对祖国民间文学的挚爱，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完成的。80年代初他移居香港，因缺乏英国大学毕业学历，无资格在大学乃至中学正式任教，只能靠到处打零工代课来维持生活。晚年移居澳洲依托小女，全凭一点微薄的养老金过活。可他连这点养老金也尽量挤出来补贴出书。正如他2007年2月14日在写给我的长信中，忆念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时所写的：
回想1952年入行弄民间文学，五十五年了。穷困了一生，“文革”时受苦不必说，1980年到香港后，也是在苦中作乐。1991年退休来此，无退休金，以一万元把一万多册书运来，定居于此；政府给我一些生活费，我尽量节约，挤一点作每年回国及出书之用。一连五十五年，未曾休息过，旅游也无精力、时间和金钱，全花在弄民间文学上了，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如今我的微薄的努力，在海外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仅以此自慰。
他于2008年3月患肝癌去世，已有几年了。他勤奋执着地从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苦中作乐”的传奇经历与品格，一直有力地激励着我在这一学圃中耕耘不息。
（三）
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本是浙江杭州人，早在1936年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并于193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再获博士学位，随后开始在国内外许多高校任教，1957年起客居美国，最后任教于西利诺大学，1989年病逝。他本是研究和讲授英国作家文学的，直至上世纪60年代，“看了许多中国各民族的故事，认识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深刻了解中国民间文学在世界上占了一个不但是重要而且是领先的位置”，于是和中国民间故事结下不解之缘，在西方研究民间故事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之下，以十年心血惨淡经营，撰写了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于1978年由芬兰科学院出版，成为各国学者检索中国民间故事最便捷的工具书。他还撰写了关于《白蛇传》、《灰姑娘》、《黄粱梦》、《云中落绣鞋》等经典故事的系列论文，成为以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研究中国故事而蜚声世界的学者。
1985年9月，华中师大中文系邀请丁乃通前来讲学并由章开沅校长出面聘请他为我校客座教授。他用美国汤普森的《民间故事分类学》作教材，一面翻译一面用汉语讲解，时间长达一月之久。他带来一箱子外文参考书，其中有邓迪斯的《世界民俗学》（后来由陈建宪译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问世，成为中国民俗学科同西方接轨的主要论著）以及《世界民间故事母题索引》等。我们特意组织了一个小班听他讲课，深受他热爱中国民间文学的爱国情怀的感染和世界民俗学新进展的启迪，其中多人一直钟情于民间文艺学科，如今已出了5位教授。在十分简朴的接待安排中，他欣欣然同我们十几位师生研讨中国民间故事，乐而忘倦。他拒收任何报酬，将带来的一箱子书全部捐赠给我们，甚至连他应邀来华中师大讲学的机票钱也捐赠出来，要我们买一个书柜收藏有关资料，这个资料柜一直使用至今。他鼓励和热情帮助陈建宪、黄永林两人将他用英文撰写的评述白蛇传故事的长篇论文《高僧与蛇女》译成中文发表，由于当时他俩的英文水平不高，此稿又涉及大量西方学术文献，因此初译稿中错讹较多。丁先生和夫人许丽霞就如同批改小学生作文那样，用红笔在原稿上改写得密密麻麻一片。此文是丁先生的成名之作，用五万多字的篇幅探索美女蛇故事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活史，其中涉及蛇在佛教文化中的文化意象，为此他用半年时间专程到香港去通读《大藏经》；概括性的论断只有几句话，可他注释中注明见于《大藏经》的有关页码却达150多处，其治学功力之勤谨，使审阅书稿的出版社责编惊叹不已。
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喜爱，将我们的心紧贴在一起。在初次通信中，他就表示：“深深了解你对故事学的热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志同道合。”他推荐介绍我和乌丙安等人加入芬兰科学院主持的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ISFNR)作会员，先后在国内外参加了三届会员学术研讨会。由此得以和欧美许多民间文艺学家结识交往。他以自己的研究实绩说明历史地理学派故事学方法的要领，特别是着重指导和帮助我探索题为“求好运”，列入AT461型的一个著名故事圈的生活史。他于1983年5月写来一封长信，信中称：
今天收到来函，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事。AT460和461是一个故事圈或集团，流传极广，若能查清来龙去脉，对国际民间故事研究是一个大的贡献。……你若要比较中印两国的说法，当然是好的。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假如我是你的话，一定会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先把中国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再研究别国的传统也不迟。
他随即寄来一些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供我参阅。我对此故事不断追踪，搜求到的中国“求好运”故事异文，从丁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所录40多例达到200多例，30多年来先后写成《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千年故事百年追踪》和《蕴含史诗魅力的民间故事》（见《光明日报》2012年2月17日“国学版”）等7篇文章。丁乃通既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的深厚积累，又熟谙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传统，以贯通古今中外人文的科学眼光来研究民间故事，使我同国际学苑结缘。
任教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多年来一直以继承弘扬丁乃通优良学术传统为己任，他培育了一大批有作为的台湾民间文艺学家，修订完善丁乃通的故事类型索引，终于完成了涵盖大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宏大故事书的新编《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又率领学生广泛采录台湾各地民间故事，撰写出了一系列见地新颖的故事学论文。他成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文艺学科带头人，我俩由丁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牵手相识，在丁先生去世前后相互扶持，正积极推进两岸民间文艺学和故事学持续向前发展。
（四）
在忆述自己的学缘时，不能不提到国内的两位大师——钟敬文和季羡林。
我是由华中师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从事民间文学专业的。民间文学是“五四”以后新兴的人文学科，上世纪50年代只有钟敬文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培育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被称为中国的“稀有金属”。我没有机会进入他的门下受业，而我的专业启蒙老师却是曾赴北京师大钟老门下进修的何奇雄老师，当时阅读的主要参考书也是钟先生编著的《民间文艺新论集》。以北师大的民间文学专业为模式，我和何奇雄两人于1960年合编了一部《民间文学》教材在校内印发并走上讲坛授课。民间文学作为选修课，虽然中断过几年，我们仍紧跟北师大坚守阵地，并曾经将民间文学融汇吸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材和教学之中，开拓新的空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进入科学文化的春天，民间文学专业在华中师大获得引人注目的稳步发展，培育了多位硕士和博士。在这二三十年间，我们和钟老主持的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陈建宪曾在钟老门下作访问学者，协助他主编全国高校使用的《民俗学概论》，林继富曾去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就我个人情况而论，经常向钟老求教，同样获益良多。
钟老于上世纪30年代投身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事业，最吸引他的也是民间故事，他借用西方民俗学方法解析《天鹅处女》、《蛇郎》、《蛤蟆儿》、《田螺精》、《呆女婿》等流行故事，运用当时西方民间文艺学家解析民间故事类型的新方法，归纳提取了45个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其学术开拓性受到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我于80年代初开始作比较故事学探索，就深受他的启迪。我只要有机会赴京就会去拜访他，经常就故事研究问题向他求教，他总是侃侃而谈，不吝赐教。我撰写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故事学纲要》，均由他题写书名。他在我的《比较故事学》一书首页题词：“比较方法是现代科学研究手段之一；只要善于运用，就能奏效立功。”随后又在专为《中国百科年鉴》撰写的《民间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就“比较方法的运用”单立一节，评述了我于80年代初发表的4篇比较故事学论文，是“在新的学术思想基础上采用了这种科学方法”，他以欣喜之情给予肯定，又从更广泛深入地联系社会文化语境作跨国比较上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于1999年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印行《中国民间故事史》一书，他读后即十分欣喜地给我来信，称道它“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我送给他一本他还觉得不够用，又从自己口袋中掏钱托学生再邮购两册，以便他自己作为礼物赠送给外国同仁。
我在《百岁老人千秋业》一文中，着重概述了钟敬文先生对建设中国故事学的卓越奉献。特别是他作为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总主编，从总体设计、撰写序言、确立框架到一卷又一卷地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更是他用自己宝贵心血浇灌而成的灿烂花朵。我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征与价值》一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载后又经《新华文摘》转载，作为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永恒纪念。
他作为享誉世界的中国民俗学之父，在风雷激荡的中国百年历史中，对作为人民文化重要一环的民间文学坚守学苑矢志不移，并以与时俱进的敏锐学术眼光和举旗领军的磅礴气势来奋力推进，成为一项光耀百年的学术传奇，不论学术与人品，都是激励自己奋进的楷模。
讲到学缘，还有一位季羡林先生，也是我难以忘怀的。我无缘直接在季门受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却因为弄比较故事学几次获得他的鼓励教诲。1980年写成的《印度<五卷书>和中国民间故事》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到他当时刊于《书林》的《漫谈比较文学史》受到启迪之后的习作。当即将初稿斗胆寄给季先生审阅，想不到他几天之后就于1980年5月13日复函给予热情肯定：“大作已拜读，获益良多。现在东西各国比较文学之研究均极盛行，我们学术界在这一方面似乎也有点落伍，急起直追。希望我们共勉之。”他介绍了北大兴起比较文学研究的情况，并寄赠了新创刊的《比较文学通讯》（以后每期照寄，直至终刊）。北大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吸纳国际学术潮流，十分着重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的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论文集》中，所选取的出自钱钟书、季羡林、乐黛云等学人笔下的18篇论文中，拙文就占了两篇。几年后我将刊出的10多篇文章集结为《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交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印行，颇受读者欢迎。1990年被提名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时，因该出版社违反国家出版法规而遭取缔，于是组织者提出在此情况下本书是否可参与评奖。听说时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季羡林先生明确表示：出版社出坏书受处罚，和《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参与评奖是两本账，不应搅和在一起；这本书能否获奖只能由我们评定。结果本书获得二等奖。
1986年北京大学举办首届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邀我参加。我以《蛇郎故事在亚洲》为题发表论文受到关注，选编论文集时，将这篇比较故事学论文置于首篇。季先生在研讨会上对我给予亲切鼓励，在他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中，理直气壮地批评了只承认国与国文学之比较才是比较文学的洋教条，大力倡导在一国之内开展跨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由此开拓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的新境界。
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相得益彰，没有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研究将流于表面，趋于片面。没有民间文学，则比较文学研究内容也将受到限制”。他还说，“我写的这一些比较文学的文章，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却都是实打实的东西”。“我羡慕天马行空，但是我更赞赏在地上脚踏实地走路的人。……我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直接影响的一派。”笔者在多年从事比较故事学的研究中，将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交叉融合，而且致力于实打实的跨国和跨民族的影响研究。1987年我晋升教授时，将有关成果请季先生评审鉴定，他在评语中写道：“掌握大量资料，言必有据，不发空论。”“论证具有说服力。”“结论平正公允，决不武断。”这些特点正是我认真吸取季先生的教诲及其卓越学术成就，努力端正自己的学风与文风有所进步的表现。2012年我的一部新作《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在上海问世，它更是受季先生关于加强中印文化比较研究直接启迪，经数年耕耘而完成的。因此我将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的《风范长存忆季老》一文特地收录其中，现在就以这段话作为我这篇学缘忆述的结尾：
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身居外地的年轻学者，对季老学术人品了解的程度自然十分有限，而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年了，他关于弘扬中华文化、东方文化的宏伟构想与身体力行的丰硕成果将启迪激励我们朝向这一目标不断奋勇向前。